后世人都知道，想要经济发展，货币就必须流转起来。所以穿越众就抛出了购地计划：京城阔佬都有钱，与其等着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来买地。
这样一来，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当于重新工作了——购地银子会被穿越众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经济，购买北方流民，一举多得。
而要求客户自带种田人手这个政策，则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这才是穿越众吸纳京城资本的真正目的。
这样一来，关于“反贼吸纳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对于这套把戏其实很清楚，几千年来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灾战乱频发的情况下，一个势力大肆吸纳流民，除了想造反还有另一种解释吗？
之前指控曹总兵的弹章，上面最严厉的罪名，吸纳流民就是一条，满朝文武对此都是默认的。
所以曹总兵才及时抛出了购地政策来对冲这一条指控。
购地政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给予了投资者一个虚假概念：地是老子买的，佃农也是老子的庄户，这些资产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爷手中，那么往夷州运人也就不违规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爷们就是这样考虑的。
另外，一部分对曹总兵有深深敌意的缙绅，还保留了后招。
将来如果姓曹的识相，大家就这么过；如果姓曹的不识相，那就对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爷们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运作朝廷在夷州来一波改土归流，设置郡县……虽说县太爷来了就要上农税，但是就没姓曹的什么事了。
这属于两败俱伤的保留大招。
还是那句话：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爷们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于结果嘛，走着瞧就是了。
总之，在购地政策推出后，当前曹总兵面临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资者“自运佃农”这一条，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锢，使得穿越众在北方迅速打开了局面，借风使力，开拓出了一条更加“粗大”的人口运输渠道。
免税和自运人口两条最重要的条款商谈完毕后，其余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毕竟投资者是要先行派团队去考察的，到时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么政策也都明白了。
诸事安顿完后，曹总兵离开京师的日子终于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会上当众向崇祯帝辞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赐下的钱币锦缎等礼物后，忠勇伯于当天正午，告别了正在装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经历，率领亲兵队伍离开了京城。
没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还有明人站在长街旁送行。这一次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们热情依旧，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万代”的颂福声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军营的大部队汇合，回头望一眼渐渐远去的古城，穿越众一行人放开马缰，带领着队伍向天津方向驶去。
从这一刻起，历时半载，历史上代表着明国正式进入亡国倒计时的己巳之变，划上了一个被穿越众改变过进程的特殊句号。
……
历史上的己巳之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这次战役不仅仅是后金第一次入关抢劫那么简单。其对明国政治经济，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战信心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另外，就在这次己巳之变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变化，也悄悄地出现了。
从表面影响来看，第一，此次战役导致了明国社稷震动，庙堂晃摇。
皇太极率军围城，标志着崇祯中兴之梦的破灭。战役中明国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大员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狱，朝堂恐慌，官僚体系元气大伤。
第二，朝局混乱。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以下去职，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人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
第三，京城守备虚懈。在此之前，京师过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战争突然降临，从上至下都没有任何实际性准备，守城军队一片混乱，京城险些丧于后金之手。
最后，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大肆掳掠，生民涂炭，百业凋零。以上这些都加剧了明国社会矛盾，加速了明国灭亡。
这次战役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明清双方战略形势的重大转变：之前明国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后陆续瓦解，明国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除去以上这些损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里还跑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就在己巳之变后不久，大明朝廷迫于财政压力，放开了“捐班”限制，开始大规模出卖官帽子。
这之前历代朝廷虽说也卖官，不过那都是给商人卖一个监生头衔，好方便子弟将来参与科举，总量可控。
而这一次的卖官却是大规模的，举国上下只要出了钱的就可以做官，甚至可以买到实职官职。然后此风愈演愈烈，到了崇祯末年，一个京官就卖到了30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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