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绍瑜袁枢去前往辽东之前，朱慈烺召集参谋司的诸位参谋进行谈判推演，大家认为，建虏一定会提出重开张家口边贸，以缓解蒙古人的压力，而对于同意不同意，参谋司有巨大的分歧，最后还是朱慈烺一锤定音，定下了同意重开张家口之策。
同样的，在马绍瑜袁枢出使前，很多朝臣也想到建虏会要求重开张家口，并因此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大部分朝臣都是不同意的，只有少部分几个比较理智的朝臣，认为张家口边贸有利于稳定张家口局势，可以有条件的同意。
争议之中，张家口分巡道梁以樟的奏疏正好送到朝廷，梁以樟认为，自隆庆年，大明开放边贸以来，百年间，边贸互市一直都是边境稳定的基石，因为有互市，大明和蒙古人互通有无，才保证了自隆庆年之后，边境冲突大大缓和，虽然有一些蒙古部落依然会兴兵犯境，但总体上，边境是安宁的。
辽东战事兴起后，察哈尔西迁，林丹汗病死，蒙古局势发生了改变，大明面对的不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人和建虏的混合体，而张家口边贸渐渐成为建虏获取我大明战略物资的破口，究其原因，并非是边贸之错，实际乃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因此，关健在于调整“边贸互市”的方式，而不是完全封闭。
梁以樟提出了两点，第一，以后的张家口边贸，应分为内外两市，外市放在张家口堡，只许以物换物，交易的双方，为大明和蒙古商人；内市放在宣化城，以金银交易为主，交易双方只能是大明商人。
内外市场并不相通，想要从事边贸的商人，可以在内市买货，然后到外市去贩卖，以物换物回来，再在内市换成金银，虽然很是繁琐，但却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建虏用抢劫来的金银，反过来购买大明物资的可能。
以后，蒙古人想要购买大明的粮食药材，只能用马匹和皮毛来换，家中金银再多，也不管用。
第二，商人都是逐利的，为了避免商人利欲熏心，再出现晋商卖国的现象，朝廷应该严格控制交易的商品名目和数量，对参与交易的商人资格也要严厉审查，但有逾越，立刻重处。如此，张家口贸易完全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可放可收。
但使做到这两点，张家口贸易就可以重开，大明不但能从张家口获取到战马和皮毛，最重要的是，可以安定蒙古人，并离间蒙古人对建虏的向心力——如果张家口长期封闭，蒙古人得不到粮食和药材，纵使没有建虏人的组织和指挥，他们怕也是要兴兵犯界了。
梁以樟的改革建议非常好，立刻得到了一些朝臣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却依然强烈，认为去年我大明击败了建虏的入塞，何必再开张家口？蒙古人是建虏的走狗，纵使开了张家口，他们也是会跟从建虏的，既如此，还不如不开。
不说一般朝臣，就是内阁五辅中，反对的人也占据了大半。
朝堂上争论时，朱慈烺没有多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写在梁以樟的奏疏里了，等到散朝之后，只有他和崇祯帝父子两人时，他才向崇祯帝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他坚持重开张家口边贸，原因有三个。
第一，政治不是硬币的正反面，一个国家的大战略，需要有忍有柔，才是国家民族的长远之计。梁以樟的建议非常好，改革后的张家口边贸制度足以保证张家口不会再出现过去的乱象，更不会出现第二个晋商，如果一个受到控制的张家口边贸，能换来张家口区域的稳定，同时又不会成为大明战略物资的流失口，相反，大明还能从张家口获取到大明需要的战马和皮毛，那为什么不开呢？
第二，大明正在恢复期，如果重开张家口贸易，能缓和局势，令蒙古人不至于百分百的跟随建虏，在控制贸易规模的同时，达到补充自己，削弱敌人的目的，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谈判怕是不算数的，一切的结果都要等到今年冬天，建虏入塞之战结束，大明和建虏决一雌雄之后，张家口边贸才会到真正兑现的时候，如果大明赢了，就算明知道张家口边贸被分成内外两市，以物换物，己方的战马和皮毛，会大量流入大明，建虏也是不敢吱声的，但如果是建虏赢了，那么，这一份的协议，一定会被推倒重来。
就如此，倒不如先答应他们，给他们一个看不到的糖，如此，辽东战死将士的尸骨，曹变蛟等忠良的遗骸，才能尽快返回。
崇祯帝听了，有所心动。
于是，马绍瑜和袁枢出使之时，崇祯帝给了他们一定的授权。
现在，谈判结果回来了，崇祯帝却又有点动摇了，因为他是秘密授权，在这之前，并没有在内阁和朝臣中达成统一意见，如果消息泄露出去，那些反对张家口边贸的朝臣，一定会哗然，明后天的早朝，有可能会变成一场讨伐大会，马绍瑜和袁枢，一定会遭到重重弹劾。而坐在御座上的皇帝，也必然是脸上无光。
所以崇祯帝有点忧——这还是御史言官都不在朝中的情况，如果那些人在，崇祯帝不止是忧，恐怕就是害怕了。
朱慈烺明白父皇的心思，放下奏疏，淡淡道：“重开张家口，利大于弊，儿臣支持，至于朝臣中的不同意见，儿臣以为，可以仿效当年的隆庆开市，交给首辅周延儒处置，他是首辅，统领百官，如果他搞不定这样的事情，朝议沸腾，那他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当这个首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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