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邦华的致仕和孙传庭的新入，内阁排名也发生了变化，范景文进为次辅，孙传庭为三辅，倪元璐袁继咸次之。
隆武帝先后在文华殿接见两位重臣，商谈眼下局势，就国政大策予以咨询。
和孙传庭交谈，重在平虏军略，和史可法谈，重在民情商情。
这六年来，虽然孙传庭远在陕西，为三边总督，但他和隆武帝的奏疏往来，却是极其频繁，不论是辽东蒙古军政，还是地方丈量田亩、清理军屯、摊丁入亩之策，隆武帝都在事前征询过孙传庭的意见。
“复辽不在一日。”
“当年大唐历经三代君王，前后动用兵马百万，花费数十年，方才平定高句丽，朕又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十年不行，二十年亦可。”
“收复辽东，平定建虏之事，朕就交给爱卿和军机处了。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天下精兵，卿都可调遣，包括京营。”
“但是准备好了，可以出征了，请卿告知朕，朕为卿壮行！”
孙传庭跪倒在地：“臣，谨受命！”
——和先帝的急切焦躁不同，今上不但完全信任，完全授权，而且没有时间限制，身为臣子，如何能不感动？
……
进入内阁，可知钱粮；身为兵部，可知兵马；入为军辅，可知军略和敌情，孙传庭三位合一，朱慈烺相信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
和史可法见面时，隆武帝朱慈烺主要了解的是江南尤其是南直隶的民情、士情和商情。
南直隶是大明财税重地，一年贡献全下大约三成的税赋，清理军田，摊丁入亩之后，整个税额没有增加，但交税的人，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田的百姓不再交纳丁税，负担大减，有田的士绅需要交纳的赋税，增加了不少，所以士绅们心中的怨言是难免的。
朱慈烺不害怕士绅作乱，只是想了解他们动向和想法，以为后续的“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铺路，另外，他也想知道，在南方士绅和商贾之中，是否真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前世里读史，说明末之时，苏州手工业发达，织布昌盛，已经有了近现代资本主力和工厂的萌芽，就锦衣卫的回报来说，苏州杭州松江府（上海）一代，织布厂众多，尤其是开放海禁，准许中外贸易以后，棉布丝绸瓷器一类的生意，比以前暴涨了数倍，连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也比以前翻了一番。
朱慈烺心中是兴奋的，他知道，国家要想真的昌盛，靠农业是不行的，必须
靠商业和工业，工业还有点远，现在只论商业。商业搞活了，南北货物通畅了，互通有无，物价才能平稳，百姓也才能安居乐业，国家税赋也才能缓慢增加。
大明立国之初，重农抑商的国策是不对的，甚至是愚蠢的，大明要想兴盛，就必须鼓励经商，提高商人的地位。
当然了，史可法并不是朱慈烺征询的第一个人，每一个从南方入朝的官员，朱慈烺都会当面询问，恳谈，在发现他们能力的同时，也是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毕竟他是皇帝，没有办法亲自到苏州杭州松江府这些地区，他所有的了解，只能通过锦衣卫的报告和官员的奏疏和口述。
面对陛下所问，史可法一一回答，在南直隶七年，虽然一直是兵部尚书，但史可法对民情了解颇多，陛下问起之处，他无一不知。
而在民情商情之外，史可法也汇报了南直隶清理军屯、改革卫所制的进展。
到今日，卫所制已经是名存实亡，尤其是南直隶地区，隆武帝曾经数次下诏，要史可法改革卫所。
到史可法卸任之时，南直隶的一千多个卫所，已经裁撤掉了一大半，原本卫所兵都改成地方治安部队，且他们不再是世袭的军户，而是变成了普通的民户，其子孙后代，愿意从军的可以继续从军，不愿意从军的，可以自由选择其他行业，而他们名下的军田，变为他们永久的私产。
世袭的军官也一样，愿意从军的，进入整合后的卫所部队，不愿意的，自动脱籍。和普通卫所兵一样，他们名下的，应该属于他们的军田，一律变成他们的私产。
裁撤卫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阻力来自那些世袭的军官，很多地方卫所的指挥使，已经承袭了十几代，他们自觉对朝廷忠心，也没有犯错，朝廷凭什么不让他们带兵了，剥夺了他们带兵的权力和其后巨大的利益了呢？
除了带兵，很多世袭的军官不会做其他事情，要说服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幸史可法声望足够，且有南京之乱的前车之鉴，所以南直隶的卫所裁撤，还算是顺利。
南直隶是改革的试点，南直隶之后，浙江福建湖广江西等内陆省份，卫所将陆续裁撤。所有的军户都转为民户，后续征兵都实行募兵制。
直隶，辽东，陕西，云南等边疆有战事的地区，卫所制暂时保留。
“爱卿做的很好！”
对史可法裁撤卫所的动作，朱慈烺是很满意的，和孙传庭在陕西清理军田，使用刚硬手段，雷厉风行不同，史可法的改制虽然缓慢，也可能会有后患，但没有见血，算是比较仁慈的一种，也是各地都可以效仿的对象，毕竟孙传庭只有一个。
“军机处责任重大，望爱卿多读，多看，多思。朕对爱卿，甚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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