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试探进攻，遇到挫折，加上携带粮草辎重不足，不足以支撑大战，只能向高斗枢求援。
高斗枢向朝廷奏明。
隆武帝明确表示：打！
——罗刹人贪得无厌，不认道理，只认血火，要保黑龙江，没有其他办法。
如此，内阁军机处户部兵部又迅速转动起来，调派兵马，往辽东输送粮草辎重。
隆武二十二年七月，海参崴将军马科病故，朝廷以阎应元代之。
八月，隆武帝朱慈烺令太子朱和埕监国，他则亲自出京，巡视辽东。
虽然只是到沈阳，没有继续往北走，但沿途看到的一切，却让他充满了信心。历经十年，辽东已经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沿途道边，到处都是开垦出来的良田，农夫在其间劳作，几十里的范围里，必有一处大的屯子，道路宽敞，商贾车辆络绎不绝，途径的州县虽然称不上繁华，但人口却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等到了辽阳沈阳，眼中看到的情景更是让朱慈烺欣慰。
建虏溃败时，纵火焚城，辽阳还好，只有半个城被殃及，但沈阳却是全城化成了灰烬和瓦砾，但历经十年，沈阳已然是恢复了一个七七八八，全城人口超过了十万。
这是大明朝廷源源不断支援辽东之力，也是内阁和高斗枢的治理之功。
隆武帝在辽东视察了一个月，直到年末十二月，方才返回京师。
这段时间里，京师发生了一场大案。
准确的说，并不是京师，而是千里之外的山东。
——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一妇女张氏，夫死，守寡三年，困苦，养不起儿女，遂向当地县衙呈送状子，请求改嫁，夫家听闻，十分恼怒，认为她有辱门风，叔伯子侄上门辱骂，激烈处，甚至是动手殴打了张氏，张氏羞忿，遂跳河而死。
虽然人死了，但娘家并没有吱声。
宋代以前，妇女改嫁甚至离婚都是常见的事情，但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渐渐成了主流，明中期更是到了一个畸形的高峰，妇女开始裹足。
在这个时代里，妇女改嫁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虽然朝廷没有明令禁止，律法说“凡妇人夫亡之后，愿守志者，听。欲改嫁者，母家给还财礼，准其领回。”明中后期以后，南方地区丧偶妇女改嫁，也已经是比较普遍，名臣杨士奇，他的母亲就是改嫁的。
但在山东，在北方的一些顽固省份，妇女改嫁依然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很多妇女只能是孤老终生，凄凉死去。
所以，张氏的遭遇并非是孤例。
娘家人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打碎了牙往肚里面咽。
但不想张氏有一个弟弟，认为姐姐死的冤屈，遂将夫家一干人，告到了聊城县法院，认为是他们逼死了姐姐。
县法官是一个刚刚上任的年轻的司法官，初生牛犊不怕虎，依“抢夺犯奸妇女罪”，判了夫家六人有罪，带头主谋要被流放千里！
判决一出，县城哗然。
夫家不服，上诉到东昌府。
东昌府法院改判，夫家无罪。
弟弟不服，又上诉到山东按察使衙门。
山东按察使衙门，维持了东昌府的判决。
案件原本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想张生并不放弃，他千里迢迢，跑到京师来告状。
而且他非常聪明，没有直接到刑部、大理寺，而是先去了《三文日报》。
于是，这件事就被捅了出来。
随后在朝堂里掀起了风波。
——随着这些年改革的推动，隆武帝一直在有意无意的罢黜顽固的老官吏，启用思想开明的年轻官员，渐渐的，在朝堂上形成了一股改革开明派，他们对于妇女丧偶改嫁之事，趋向包容，因此，面对东昌府张氏一案，他们都认为聊城县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后面的东昌府和山东按察使衙门，都是曲解了法律，或者是屈从了固有的恶俗。
因此，他们主张重审。
但另一派却坚决以为，东昌府和山东按察使衙门的判决是正确的，更何况，自大明开国起，就大力鼓励孀妇守节，张氏试图改嫁，已经是违反了良善，夫家问责，何罪之有？如果问责了夫家，以后是不是要放任妇女改嫁了呢？
两派激烈争辩。
但大明有律法，隆武帝有诏令，司法问题，不是行政官员可以关涉的，连内阁都不行，一切都得看刑部和大理寺。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刑部和大理寺。
双方旗鼓相当。
关键时刻，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重审。
其人叫姚文然。
他是两春坊出身，是太子的老师，朝里朝外很多人都知道，他和太子走的极近，是为太子的心腹。
案子闹的这么大，《三文日报》连日评论，太子不会不知道。姚文然站出来反对重审，事先不可能没有和太子商议。
也就是说，姚文然所说，应该就是太子的意见。
因为姚文然的关键所说，刑部大理寺遂定论，东昌张氏一案，不再重审，以山东按察使衙门的判决为最终判决。
……
返京途中，隆武帝朱慈烺看到了这个案子，他眉头不由就皱了起来……
……
腊月十六，隆武帝回到京师。
太子朱和埕带文武众臣出京师二十里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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