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全旭只设立十六常备师，全旭将来还需要改革，把军队的工作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职镇压叛乱或打击匪徒和强盗，一部分专职对付外敌。
至于当地的治安工作，则交由当地的义务民兵管理。
总参部还下辖后勤部，需要全国军队的后勤部队，调动运输工作，这个工作，首相同样无权插手，完全隶属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的级别与内阁平行，同时平行的还有立法部。
首相可以管理理全国大小事务，但是不能管立法，即使遇到法律与现有情况违背，需要更改法律，这是立法国份内的事情。
当然，在中央方面的改革，其实是并不算大小，总重要是，关于地方的改革，甲长和保长需要同保和同甲人选举出来，而且选举赞同人数必须过半。
但是镇长级别则需要县令任命，县官任命的镇长必须得到县公民代表大队和知府的承认，否则就是违法的。这一举措直接打破了皇权不下乡的格局。
以前乡镇一级基本上都是地方宗族说了算，皇权能管到的，顶多也就是县一级而已，县以下的完全是独立王国，现在还想玩这套可就行不通了。
同时新政还规定，镇长有权利竞选县长，只要他的政绩足够出色，获得县代表大会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由知府报请吏部审核，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当上了县令。
一旦成为县令，基本上就是天高海阔了。
这一条是安地方宗族势力的心的，总得给人家一个上升渠道吧？
那就是官员责任终身制，所有官员实行终生制任制，其任内修建的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建筑工程，一旦在三十年之内出了问题，哪怕已经辞职，也抓回来以法处罚！
如果那家伙挂了怎么办？那就父债子偿，罚他子女把工程款补上，罚到他们倾家荡产！
人死债不会消失。
最后一条，则是让所有官员骂娘的这一条，无论文官，还是武官，包括镇长级别以上，必须进行财产公开，对于对巨额财产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视同受贿。
所有官员都有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而且收入越高纳得就越多，逃税和瞒报罪加一等。
同时还规定：官员收受贿赂超过一百银元者或价值一百银元，一律撤职，抄家，流放海外，同时，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出仕。
这一条差不多是要了所有官员的命，收入情况公开，这叫他们怎么收受贿赂。
其实这一点，全旭早就替官员们考虑清楚了，官员的收入与地方经济直接挂钩，比如说，一个县长，当地人均年收入只有五十两银子，那么县长的收入就当地人均收入乘以系数，比如说县长是七品官，就乘以五，一年俸禄就是二百五十两银子加上职务津贴。
如果是知府一级官员，就拿当地人均收入乘以十，五百两。省级则乘以三十，一千五百两银子。
官员想要赚得多，那就提高当地人均收入，同样一个高官，有的高官一年俸禄可以拿到一千两，有的能拿到五千两，也有可能拿一万两。
凭什么官员有的好，有的差拿一样的俸禄？
那些庸碌无为的官员，凭什么就可以拿勤恳官员的收入？
拉开差距，量化管理。
当然，衡量一个县令的工资，不可能只靠人均收入，还需要有教育方式，基础建设，民生设施，包括吏治管理等等。纵合下来，县级官员的收入应该不低于一千两银子，干得好那就可以是一万两上不封顶。
就以现在的金州为例，农民人均年入差不多在二百多两银子左右，那么金州知州的合法收入就是两百乘以六，一千两百两银子。当然，也有其他补助，收入会更高一些。总体来说，比原来大明的官员收入高一倍不止。
有人可能说，哎呀这样也太高。
后世公务员的收入不算太高，官员的收入同样也不算高，记得在零九年的时候，看到一个地级市高官的工资收入，报纸上公开的，当时记得是年收入不到三万块，这一点，估计没有人会相信。
想要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
教育改革是重中之中，虽说大明文盲率仍然是很高，但是大明能读会写的人比欧洲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优待，秀才见地方官不用下跪，中举之后不用纳税，每年还有钱优抚银发，大明的读书人待遇之高，着实让人羡慕。
但如此厚待读书人，也没有出多少人才，反倒出了一堆坑爹货，只能说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科举不行，隋唐实行的也是科举制度，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打造出一个梦幻般的盛世王朝，而宋明同样也是科举，为什么不越弄越糟糕呢？
原因是学的东西不一样，考的东西也不一样。
随唐的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科举的时候天文、地理、数学、水利、军事……无所不包，长年浸淫于这些领域，最后脱颖而出，侪身于朝堂之上的，无一不是精英中的精英。
因此当时大唐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各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这个比例，着实是夸张得很。
而到了宋朝就变成了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不用去学那些让人伤透脑筋的东西，只要把儒家经典背个滚瓜烂熟，就有机会中举，明朝的八股文更是将这种糟糕透顶的教育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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