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新丰等地，我发现了一些恶政：从新丰、高陆、池阳，长安以北三县，田连阡陌，绵延百余里，百姓们居然不种稻麦，专种萝卜、蔬菜。
我路过时，深感不安，问百姓不怕挨饿么，结果百姓却说：长安城内蔬菜贵，种菜种萝卜卖到长安，每亩得利高于种麦。所以他们居然连自己要吃的口粮都不种，拿卖了蔬菜的钱来买麦甚至直接买磨好的面！
后来我深入查访，百姓都说原本他们想要赚这个钱，还颇为不易，后来是汉中王实施的租庸调输变法，导致豪商甄氏在关中大开篷车船队，沿泾渭市易农贸，半年下来，引诱得百里之内的农夫都开始算钱，不再自种口粮。那甄氏还趁着前些年关中灾荒人口减少兼并土地……
管仲诱鲁人逐利而专事蚕桑、织鲁缟，最终助齐削鲁。殷鉴不远，大王若是爱民，为何还要这般诱导人心逐利？就不怕人心不古么？若是再来一场三年前那样的大灾荒，关中百姓岂非饿殍遍野？听说大王当年为了赈灾救助百姓，殚精竭虑，如今不过三年，竟然至此。”
原来，袁涣说到的这事儿，倒是涉及到刘备阵营去年的税赋变法的又一重连锁反应了。
那就是自从李素鼓励甄家、诸葛家组织“让货主自负盈亏、承运人只收取标准运费”的“物流公司”后，关中地区的商贸形态又自然而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一些招数，还是李素走之前，随便教给甄尧的。加上今年甄尧家最小的五小姐也有虚岁十四了，勉强能帮着管点生意，所以甄家在关中的物流产业发力，不亚于诸葛家。
有了官营的物流公司、运价非常稳定之后，长安周边几个县的农民（主要是有文化的大农场主，豪强世家，眼界比较开阔。贫农完全不识数，估计不会算账，只会慢慢跟风）发现，因为长安的蔬菜很贵，如果可以稳定把自己田里的菜卖到长安，比种粮食划算多了。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实也跟古代原本运输非常不便有关——粮食的保质期非常长，可以放几年都没事，所以粮食的大范围集中调度非常便利，不会因为人口的集中就导致大城市粮价特别畸形的贵。
肉食的话因为可以把牲畜活着驱赶运到要供应肉类的城市再宰杀，所以也不会因为人口的聚集而陡然变贵。
但蔬菜不一样，蔬菜是很容易腐烂的，运输不便、不稳定的时候，大城市的蔬菜非常贵。因为京兆地区的耕地面积全加起来最多养活六七十万人，而京兆的总人口有超过一百六十万，光长安这一个大都市就有一百多万人。
如果京兆的农民自己按比例种蔬菜和自己吃的粮食，那蔬菜最多只够六十万人吃的。再远的扶风、冯翊虽然可以把肉牲和粮食运过来支援长安，但蔬菜没运到就腐烂了。
一百六七十万人争着吃只能供六十万人吃的蔬菜，蔬菜当然暴贵了，以至于长安市民原本吃菜也没比吃肉划算多少。
在商业和运输不够发达的时候，百姓因为“自己的口粮必须自己种”，离大都市近的土地一大半被粮食作物占用了，这个供给也是无解的。
事实上，历史上要到宋朝商业环境高度发达之后，大都市周边的土地集中种植蔬菜、农民口粮也问外地粮商买，这种生产模式才会普及，才会有“大都市周边的农民也吃商品粮”的产业结构优化。
此时此刻，听了袁涣如此声讨这种合理的商业化进步和资源优化，荀攸不由好笑，直接很有优越感地教育了对方：
“袁别驾，你没见识我们不怪你。这租庸调输法变法的妙用，是去年右将军遍访西凉、苦思如何减少均输损耗之弊想出来的妙法，为大王所用。
若是我们真不顾民生，那这长安周边数县的田地，就不是全拿来种蔬菜了，可以种更多卖钱更多的东西嘛。北方就算不能种桑养蚕，那也能种棉织棉布，产量虽然比西凉低，却也比按现在的粮价种粮食高。
甄家和京兆一些有责任心的世家，肯只是引导百姓种菜，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须知一亩田地种麦，亩产不超过四石。可如果种萝卜种芋，从收获分量来看，是超过种麦的。
米麦自古为君主与诸侯所好，不过是因为富余产量便于储存，可以放置多年。但米麦的产量，是不如一些高产的蔬菜的。
赤贫之民非吃米麦不可，也不过是因为寒冬与春荒之时，蔬菜野菜未熟，必须要米麦渡过青黄不接。又因为运输没有保障，不确定每年青黄不接时，外地是否有足够米麦会运来发卖。
现在有了租庸调输法，有朝廷控制的运费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均输车船队，给百姓一个稳定的运价，承诺只要加这些运费就能买到陈仓、郿县的余粮，京兆各县百姓才敢放开了全部去种产量更高、也确保能卖得出去、只是保鲜时间较短的东西。
这是惠民！如何能跟管仲削鲁的毒计相比！你们关东士子，居与黄淮平原之地，人口均匀，田地肥饶，自给自足，如何能理解大王为西陲偏远、山险之地百姓互通有无、提供保障所做的努力。”
袁涣被荀攸一阵解读，说得哑口无言。
虽然他数学不好，一时还无法彻底算过来，但他至少知道对错，知道自己一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谴责是有问题的。
刘备毫无疑问真的是个实用主义的仁君，才会采纳李素这一系列的经济变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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