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顺乍一听还有些诧异，他性情严谨，怕黄权乱传使命。但黄权给他看了一封手谕，是刘备心细提前给的，意思就是“李司空有任何关于此次讨论练兵事宜的建议，黄权回程时可直接安排相关将领照做，不必请示旨意”。
刘备也知道远程办公往来一趟半个月浪费时间，而李素的建议肯定都是好的，要充分放权，这也算是特事特办。
高顺看了这个提前堵漏的圣谕，也是不禁感慨，内心对于皇帝对司空的信任程度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层。
回到长安后，黄权再把跟李素的讨论全部转述解释一遍，这次刘备倒是没有再对李素的军事意见部分有任何疑问，基本上直接看了李素的“讨论过程会议纪要”，就全盘接受、正式批准实施、备案留中。
由此，刘备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还是伯雅会做事，知道远程时隔半月君臣议事，就该把臣一方的“会议纪要、决策过程”都晒出来，便于皇帝查看，也省得让传递消息的使臣口头解释太多，不怕传错话。
上次诸葛亮的建议，就有点不够周全，至少决策过程没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还要依赖黄权的口头释疑。
于是刘备随口一说，让黄权下次记得关照诸葛亮：河东河内那边，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局配合的议题，在秘奏的时候，记得学学你李师写会议纪要。
然后，从这年夏天开始，诸葛亮也成了会议纪要的第一个“受害者”，开始学习模仿老师的办公文体，把决策讨论过程都附在附录上。
（注：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议上，每个大臣在君前说了些什么，也都会被秘书郎记下来，但仅限于朝议。至于臣子的奏折，是不用写讨论决策过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说这些长远影响，单说刘备全盘接受了李素对扩军练兵部分的意见后，继续往下看工商税改革，然后很快也不得不承认，李素的谋划比他一开始拍脑门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渐进。
李素建议刘备：今年绝对不能立刻开征新式工商税，不能试图形成常法，那样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应该放出风声后，承诺“即使要进行这个改革，也得从后年开始收，今明两年肯定照旧，给民间适应期，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讨论新商税的具体实施方案。”
同时，放出这个风声后，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诺，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勋贵产业的主动带头认捐为主。但所有的认捐，到后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税额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亿钱，后年这家巨富勋贵的年税前利润是五个亿，按照税法要缴纳一个亿，那么这一亿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后年还是一个亿税，可以继续抵扣，抵掉两年。
这样也是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勋贵系统，让主动投靠的分享更多减免。
当然税率的具体算法，肯定后续有时间可以慢慢再讨论，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纯利润按比例纳税”的办法，毕竟这个时代没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也算不出对方的纯利润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从类型上来类比，工商税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税”而是“营业税”，就按照汉朝旧制，从目前的“市税”上改。
这些具体说起来就复杂了，真到这一波仗打完再说。
反正汉朝此前就是有作为常法的“市税”（在特定市场区域交易，收2%交易税），以及理论上作为法外临时措施的“关税”，但绝无手工业生产环节的税，未来肯定要慢慢梳理、统一。
（关税在春秋战国时以过诸侯国之间的边境关隘才交，秦统一后理论上都是一国，不该缴关税。汉初也为了政治正确，显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动没有‘出境’，所以也不收关税、只收市税。
但西汉后期没钱花了，加上东汉大部分时间，都事实上法外恢复关税，也是每过一个郡/封国边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驻军的关卡，收货值的2%。进入战乱后各方诸侯为了筹措军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贯以来的“市税”也只是理论上按营业额交，实际上是有监管市的官吏、行会组织包税的。也是因为查账困难直接征收成本太高，包税人就按照去年这个市的销售额估个数字、给官府交2%，官府认了就行。
类似于日本战国时的“座”，或者西方的“同业公会”。信长游戏里的“乐市乐座”其实就是取消市的包税官，诸侯直接对商人统计交易额、直接征税，不让包税中间商赚差价。）
这么复杂纷乱的征收方法，也没个稳定的制度，每一环节的统计都有很多猫腻。如果刘备和李素未来能把统计手段严格起来、税的种类合并、去掉不合理的中间承包人牟利操作空间、而且做好朝廷中枢和地方的利益分配。
那么，相信哪怕税率的百分比看起来稍微提高几个点，甚至一成，商人的反弹也不会太激烈。
至少现在先把“合并税种、减少中间环节”这个大思路先宣布出去，造势争取更多的理解。
……
兹事体大，刘备想全盘接受李素对军事和财政方面的修改意见，但他也不会真的“偏听则暗”，所以只是把那些还没要实施、比较遥远的部分，暂且摁下保密。
而那些即将实施的部分，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就跟钟繇、荀攸和法正都讨论了一下，让黄权也出席帮忙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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