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仅仅是一点点色差，还是不至于立刻被判定为伪钞的。毕竟如今的纸制品如果存放年份久远，或者因为湿度变化，本来就会有细微的颜色变化。只有差得比较明显，才会单纯靠颜色就判伪。
纸张的材质也是特制的，用的掺了一定比例棉纱纤维和麻布纤维的混纺纸。说是纸，还不如说其实是一种特定比例的混纺布料，而且还提前试验过，要兼顾这种布料遇墨染时的色晕扩散度，确保墨不会渗散开来，印刷痕迹才清晰。
虽然对材料工艺都如此讲究，也会导致抄引用布成本暴涨，一匹大约值上万钱，但问题是一匹这种特种纺织品能够造几百张抄引呢，每张面额少则几百钱多则几千钱。
所以材料和印刷成本也就占面额的百分之几到千分之几，不算什么。
最后，李素和刘巴在做印刷雕版以及印章的时候，还特地利用了木纹的天然分层和石头在刻刀敲击下的天然龟裂纹路，作为增强防伪。
玩过古玩字画的都知道，古代印章防伪，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岩石被刻刀磕砸时的天然龟裂纹路。因为你故意去造假这些小裂痕时，石头裂的方向不会跟你要模仿的裂痕完全一样。
玩古玩字画的家里都会收藏古印的印谱，遇到号称盖了古印的字画就拿印谱对照。刘巴也用上这一招后，只要在每个郡县的衙门留下正品抄引作为备案，就可以比对伪造品了。
以后富商们要大额交易抄引时，对真伪不放心，也可以到官府要求比对公证，稍微给点茶水钱当公证费/鉴定费就行。
整个推进工作，都在李素的精良设计控制之下。
李素之所以不敢直接上纸币，而是得上专卖权抄引，就是因为他认准了一种有价证券最初获得百姓和商人的信赖，必须依赖于一种“只有用这种抄引才能经营特定紧俏商品”的制度保障。
如果直接发明纸币，那么纸币只是金属铸币的等价物，可以用纸币买的东西也能用铜钱或者蜀锦买，那人民肯定还是更相信铜钱，毕竟铜钱有额外本身金属价值的保障。
所以，必须让抄引有铜钱都做不到的额外作用，这个东西才推广得出去。
就好比后世丑国人搞石油美元，全球石油一定要美元结算，美元的地位就推广出去了，哪怕放弃金本位也无所谓。
而华夏人也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宋朝人就搞了盐业抄引，而哪怕到了近代史，内战的时候，某些边区的票证也是靠“只用该票证可以买盐”之类的临时措施，暂时把信用稳定起来的。
李素宁可多费一点手脚，多花几年时间过渡，前几年就本本分分卖分类抄引，商人们都习惯之后，再把分类抄引整合成“通用抄引”。
……
这种设计精美、印刷精良复杂的布质抄引面世后，立刻引起了五大都市往来商人的注意。
李素亲自坐镇的雒阳，自然是对新抄引接受度最好的。只是雒阳才建设了一年，人口还没恢复到巅峰，也缺乏富商经过，百姓都比较穷，所以认购额并不是最高。
长安因为是首都，成都则是刘备最早的根据地、也是商贸最早发达的大都市，所以那两个地方表现也不错，接受度虽然不如雒阳高，绝对销售额却明显超过。
尤其是成都，富商云集，周边工业发达，抄引销售额冠绝全国。
益州如今的布政使，是今年刚刚跟诸葛瑾换岗的原民部尚书孙乾。因为民部和财部都是从户部拆分出来的，孙乾前两年在长安当尚书的时候，跟刘巴交情也不错，多有切磋心得。
所以孙乾接到朝廷的任务后，也是非常重视，想要为陛下分忧，干出点成绩来。他知道益州的工商业历来是各州最发达的。
当初刘巴在工商税变法后，做的预期账目也显示，益州的商税应该能占如今朝廷实控七州总合的一半（刘巴年初做预算的时候并州还没光复，交州也没拆分，今年也不会在并州卖专营商税抄引）
所以，既然现在要预售来年的抄引、以利息吸引商人认购，孙乾心中也很有担当地觉得，他应该要完成朝廷总额的一半，才对得起益州这边富饶繁荣的局面。
开售后没几天，成都的布政使衙门和户曹的办公场所，就被来认购的商人围满了。
孙乾也还算勤勉，关照过凡是认购额度在一千万钱以上的豪商，由他这个布政使亲自接见、当面督办，务必服务好这些爱国人士。
而认购额度在一千万钱以下的小商人，那就交给下面户曹的曹掾处理。
政策宣传到位之后，随着犍为郡那边的工业巨头们纷纷派代表抵达成都，开售工作很是顺利。
九月初十，下属又一次给孙乾报账的时候，盐税的超额认购已经超过了一年期的配额，也就是已经把足够把明年出产的全部益州井盐都认购完的规模的盐引，卖了出去，总价是十二亿钱。
第二高的是织机税抄引，第三是水能费，分别预售了八亿多和五亿。铁税抄引卖得也不错，但冶铁业规模小，金额看起来不大。
其他行业的专卖抄引，相对不太推得动。
“已经完成了二十五个亿了，比目标的四十亿还是有差距的。而且这个目标还只是‘预售一年’，要是别的地方宛城得更好，能预售两年甚至更多，我这脸往哪儿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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