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继续进城前的话题：“伯雅，趁着现在有暇，不如细说说你为何不建议趁着入冬、整军攻打邺城？孝直和子初他们的意见也是一正一反，朕还没跟你说过吧？”
李素放下筷子：“子初在劝谏陛下之后没多久，其实又给臣写了私信，讨论得失利弊，把他的理由跟臣说了。至于孝直为什么支持，臣确实不知道细节。”
刘备就简明扼要，把法正的那些考虑转述了一下。
李素听完后，反而愈发坚定了他自己的观点——从政治上来说，法正的见解着实不太好，从经济和变法改革的角度来说，刘巴的意见则非常正确。
政治、经济上看速战都没好处，只有军事上有点好处，二比一，当然应该以政治、经济之失为重。
李素整理了一下思路，诚恳地解释道：“陛下，民生和变法的账不用臣再说了，陛下已经听了子初之劝。军事之利，也不用说，孝直说得有道理。
军事得而民生失，一利一弊相抵。所以臣以为，影响这个决策的最后关键，在于速攻邺城，大义上是否有利。
而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之前我军攻幽州，是讨伐国贼袁氏，这没有问题，曹操来了，那也是救袁熙，被我军一并击溃。所以我军始终占据了讨国贼、平伪朝的大义名分。
如今邺城未破，袁尚还在抵抗，而袁氏是关东第一国贼，刘和为袁绍所立，伪朝为袁绍所倡建。我军攻邺城，是助袁尚先击退曹操、还是助曹操直接攻打邺城？
如若视曹操为无物，坚持我军的大义传统，不跟头号国贼合作，那曹操会趁机跟我军为敌，袁尚也会恐惧于必死无疑，说不定主动开城降曹，到时候还是袁曹合力战我。
所以，臣以为，示天下以诚信，彰显正朔，比战事上少死几万人，要重要得多。如今我朝已经必得天下，为何不再谨慎一点，确保将来无可指摘呢？
我们不需要任何跟敌人虚与委蛇、先诱骗其归降、合作，最后却找借口杀降，坏了青史大义。既然陛下决心要消灭袁家和曹家，就不用跟他们谈判诱降了。
如果将来最终敌人自己想投降，陛下也答应他封侯受降，那就要让他们善终。我大汉正朔，说到做到。不可如秦始皇出尔反尔害死齐王建。
陛下去年求学的秦之得失，以及陛下后来苦心为高祖时韩信之死、和帝时窦宪之死平反，不就说明陛下已经重视这些了么？为何会有反复呢？”
李素的核心思想就是一条：对于你可以不杀的人，你可以外交合作，对于肯定要杀的人，从头就不能流露出合作。如果自己很弱，不得不如此，那是没办法。现在我方很强。
所以，打是可以的，真要打，就摆出一起打的趋势，没想清楚的话，就谁都不放过。
刘备一愣：“这事儿，朕倒是没想到这么多。看来朕之学，还是停留在学，没有学以致用，时时谨慎，不够深刻。
不过，孝直劝朕时，也说过一些借口，确实让朕有所迷惑。如孝直言，谨守信义之事，也是可以略有权变的，要看是否是为了百姓少受苦难。
另外孝直学了贤弟的《史记索隐》之后，也另有心得，他曾劝朕，说秦始皇当年虽然失信，却也不过是以暴易暴、以诈易诈。战国之时，列国均诈术层出不穷，对于使诈在先之敌，难道也要死守信义么？
朕不是后悔，今日之事，就事论事，朕听贤弟的便是。只是其中关窍，终究不够透彻，请贤弟仔细分辩。”
刘备的态度倒也很诚恳，直接承认他确实是学习得还不够透彻，到了“学以致用”的环节，发现了更多实际问题，也经受了更多诱惑。
其实不光是刘备会有这样的疑惑。
哪怕是21世纪的人，看了李素当初那番对秦始皇“灭史灭法”之过的剖析，也会有很多人不服的，他们的观点，还多半跟法正相似。
李素觉得有争论是好事，精进就是要事上练，学完之后要去用，要指导政治实践，用了才知道自己哪里没学透。
所以他也很快捕捉到了法正的问题所在。
第882章 不管你跑几步，你都有资格笑百步
李素的正统论和立信论是很难懂透彻的，所以刘备学几次无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为代表的朝臣，学完之后依然难以区分“兵者诡道”和“立国以信”之间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于“对于失信、耍诈过的敌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彻底不择手段不讲下限了？”
包括后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热，就拿“六国也不是白莲花，大家半斤八两”来和稀泥。
这就必须把原理说清楚。
李素非常诚恳、循序渐进地跟刘备分析：“秦汉以来，治国先以韩申、后以黄老、末尊儒术。但韩申之便，久为人君所难割舍，所以偏重术、势以害法的权宜之计，屡见不鲜。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义。荀子以人性分为性、伪两部，性恶而伪可善。然此二论在百官、学士之间多遭阳奉阴违，多因读书人看透了大汉‘儒表法里’，宁可信韩非对人性之判断。
依韩非之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恶行为人所知，便会为人所防，智谋发明新诈，被骗者下次就会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争于气力之时，智谋之用尚且衰微，何况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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