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弟此次回京，这雒阳盛景，看着是不是也颇有不同？贤弟不在这几年，子敬孝直子瑜他们，治国也是颇为稳妥有成呐。
成皋那边的新城，城南的贡院，都比贤弟走的时候壮丽了不少。还有伊阙龙门那边，贤弟有空也可以去游览一下。”
这种显摆，也是人之常情，就好比两个老同学多年没见，其中一个显摆完他现在飞黄腾达了，另一方肯定也不甘示弱啊，哪怕成就没那么大，也尽量又啥吹啥。
看得出来，刘备跟李素还有争竞之心，下意识就要比比治国成果，私下里这是纯粹的朋友关系。
只不过，面对皇帝的自傲，李素肯定得说好话捧着，这是君臣的唯一区别：
“陛下垂拱而治，与民休息，这几年的成果，臣进城之前，沿途见闻，便已知其不凡，可喜可贺。”
李素也不托大，基本的礼貌恭维还是要的。
刘备不跟他客气，摆摆手，算是接受了这番实事求是。
刘备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听人阿谀奉承的君主，但他也喜欢听臣下如实陈述他的功绩。
李素又趁机把杨洪护送他视察途中的心得，跟刘备剖析了一番，渐渐就自然而然说到了“亲贤远佞”的通用道理，感慨了一番当今大兴土木和几十年前大兴土木、对百姓效果的巨大差异对比。
刘备原本没想那么多，但回忆起二十年多年前、汉灵帝在河南尹周遭连番大兴土木时民生凋敝的惨状，也是感慨不已，被激发了忆苦思甜的情绪。
有些事情，没人提醒不会往那个方向想，仔细想了之后，才会意识到差距。
就好比一个每天稍微进步一点的人，他自己感觉不到进步，但是如果有个老朋友几年没见、忽然回来聚一聚，他也会被启发，意识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只不过这个“士”竟是他自己。
刘备慨然长叹：“确实，二十余年战乱、外加瘟疫灾荒，虽然让天下人口减半，却也扫清了积弊。若非马上得天下，哪得如此武力霸道，扫清地方世家豪强自行其是的蠢蠢之心。
朕至今还记得，少年时听闻的桓、灵朝童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当时地方官员名义上是朝廷任命，实则在灵帝卖官之前，已经是地方自行举荐、拥立。此后
地方政令颁布，也不再经过三公。盐铁工商税赋的归公，更是早在和帝时便形同虚设，都被各郡截留。现在回想起来，中平年间，张角作乱之前，天下除了兵权还主要在中枢，其实其他各项权力，都已经被蠹蚀一空。
但无论如何，桓灵以外戚、宦官试图翻盘，总是不对的。当时之世，唯有期待知兵善战的强君，亲自重理天下！天命在朕，也不是朕自己要强求。”
刘备这番感慨，很多是忆苦思甜、想起了童年少年时的社会矛盾，但也有一些，是后来当了皇帝、虚心好学以求治国，身边的史官学者教他读史，才得到的心得。
比如那些比较偏向经济财政的史料、如汉和帝时盐铁归中央制度的破坏，刘备就是后来读史才知道的。
只不过他一看到这些资料时，便心有戚戚焉，内心推演意识到确实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汉的各项中央权力的分阶段崩坏时间表，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早在汉和帝末期，也就是才东汉第四个皇帝末期，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东汉中央的“工商税”或者说“盐铁专卖利益”，就已经被废除了，变成了地方自有。
当然，这个废除还不算地方挑战中央，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由头，那就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汉章帝都是试图走“皇帝本人也该是儒家圣人、意识形态领袖”的路线，有点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信仰结合以求治国的意味。
一旦皇帝同时成了意识形态领袖，那皇帝就可以继续推行汉武帝汉宣帝以来一系列“我汉家自当王霸道杂之”的思路，把法家的一些利于集权的思想也都继续用下去。
只不过，这种路线肯定是“圣不过三代”就完了，而且反噬很严重。君主不可能一直都是明君、道德楷模。
汉明帝汉章帝时期靠自律撑下来，第四代汉和帝一旦不自律，从西汉汉宣帝时就被压制的“儒家贤良文学”就开始反攻倒算了，而且可以利用后来多次幼主在位、幼主无法是道德楷模、身边有外戚奸邪蛊惑等等理由，把法家的很多集权政策给拔了。
“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工商税归中央”，就是在打着“清算百年前桑弘羊法家遗毒”的旗号下实现的。
旗帜是反法的旗帜，做的事情却是为修儒的地方世家截留财政税源的事情。地方政府独立运作的最初一步，就是那时候打扎实的。
再往后，安帝的时候县级人事权沦丧、郡守察举上来的官员，可以直接指派任命为各县官，地方上的人事权也进一步沦丧了。
当然，这个沦丧的还只是“郡守自己任命自己下属的县令/县丞/县尉”的权力，郡守自己的产生，还没有沦丧，朝廷依然可以委派。
这个权力是到冲质交替之时、桓帝初年，才在部分偏远地区沦陷的，再后来，一直到灵帝卖官之前，地方太守其实都不是朝廷能完全控制的了，有些地方甚至“自行拥立”太守。
所以，财政、人事任命、地方立法，这些权力其实是在和帝、安帝、桓帝、灵帝，整整八十年的时间里，逐步被地方蚕食掉的，最后黄巾之乱，只是把最后一张底牌军事指挥权，也彻底地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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