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诸葛亮的高寿，他甚至活得比皇帝刘理还久，以至于还比他年轻了十几岁的皇帝刘理走在他前面、还托付他辅政嗣君，当然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托孤”盛轨了，毕竟天下已经很太平了。
李素和诸葛亮全权辅政的三十年，是大汉三兴后的绝对内政发展黄金期，科教文化全部昌明，社会生产力几乎全面发展到了后世16世纪的水平。
本该出现在大航海时代的火枪大炮、新一代炼钢技术、机械加工技术，也全部出现了，之前战争年代只是重点发展所留下的短板，也在市场繁荣的自然推动下，自发补齐了短板。
大汉的人口，在245年李素晚年，达到六千万。到诸葛亮晚年的265年，达到八千万。
……
诸葛亮之后，大汉没有再设立丞相，但大家也形成了对君权一定制约的默契，靠科举开明政治维持社会流动性，稳定统治期自然也远胜从前。
西汉、东汉的社会稳定期，最多也没超过一百五十年过，就被土地兼并和阶级固化给打趴了。李素和诸葛亮优化后的制度，这些问题被极大缓解、矛盾积累速度慢。
还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农业产能潜力可挖，一切的一切，让三兴之后的汉室居然连续运转了三百多年，都没有严重的内部危急。
西元300年时，大汉总人口破亿，360年时，破两亿，400年时，破三亿，480年时，破五亿，最后总算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而因为大汉毕竟没有实行资本注意制度，李素和诸葛亮之后那些日子里，科技的进步肯定比不上同等时间段里、历史上实施资本注意鼓励创新时的速度。
所以诸葛亮晚年科技水平停留在16世纪末，到了公元480年时，大汉的科技也才普遍相当于另一个时空的18世纪中期、距离全面工业革命还差临门一脚。
生产力不够发展，粮食不够，人口爆炸，稳定存在了七百年之久的汉朝，终于不得不冒险转移矛盾。
好在因为七百年积威，人心思汉，殿兴有福意识形态被宣传了三百多年，人人奉为圣贤之论，所以倒是没人想到推翻大汉来解决这个矛盾。
再加上大汉有科技和军事优势，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大汉走上了一场对外挑衅扩张洗牌、对外转移矛盾的路子。
一场持续三十年的对外扩张战争，还有一场随后持续三十年的镇压平叛维持统治期，把大汉的先进科技和文明带向了全世界。
480~510年间，波斯的萨珊、天竺的笈多、欧洲的罗马帝国，全部被大汉灭了。大汉在这个过程中，掠夺了巨量的财富和文明遗迹，释放了内部压力和贫富分化，但也付出了大量人口。这个征服，短时间内比另一个时空的成吉思汗还要恐怖。
六十年里，又一波“天下户口减半”，到540年（汉750年左右）时，大汉户籍总人口居然从之前的突破5亿，回落回了3亿多。不过这么一波洗牌，大汉又能撑个两三百年的马尔萨斯周期了。
因为工业革命还未开启，大汉的疆土过阔惩罚太严重，而且人种上差异确实太大，那些被征服的都是白人，看肤色怎么都不会服你，所以叛乱此起彼伏。
大汉的统治在各地只持续了一两代人，随着当地人也在“成为大汉子民”的那几十年里，渐渐学会了大汉的军事科技、先进意识形态，稍稍拉平了双方的代差，
在西元六世纪中期，思念西方的遗老遗少们持续武装斗争，纷纷在罗马帝国的遗址上重建了法兰克和拜占庭，
只不过这个新的法兰克是彻底拥有了西欧，包括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
而拜占庭也跟原本历史上的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拜占庭没有亚洲部分领土、没有占有后世的土耳其，反而是往基辅方向发展，往北方毛子领土扩张。
法兰克和拜占庭的分庭抗礼，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以信仰来划分，所有信罗马那一派的都是法兰克的，所有信正教的那一派的都是拜占庭的。
在中东和南亚的土地上，阿拉伯和后笈多王朝也先后在几十年前被大汉洗牌灭掉的古老帝国们残骸上重建。
另外，这些国家在重建的过程中，那也是痛定思痛、把旧的落后制度都摒弃了。他们就像原本历史上被打痛到甲午状态的晚清人一样，开始穷则思变、救亡图存，搞“师汉长技以抗汉”。
凡是大汉传过去的东西，他们都无差别觉得是好的，必须学习，觉得大汉就是靠这些先进制度才牛逼的。不能光学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连哲学政治理论体系也要学。
很多西方七世纪的顶级思想家，当时都成了钻研《殿兴有福论》的高手。毕竟西方人重建的制度也需要有皇帝、有国王吗，而只要是君主制在地球上存在一天，“殿兴有福”这种给正当防卫立国者准备的理论，就肯定是有好处的，能确保君主武装建立政权后代际传承更稳定。
那些西方思想家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之后，就不约而同去跟类似于查理曼大帝、查士丁尼大帝、阿拉伯开国军阀们这样的世俗君主兜售，
告诉他们“大汉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七百年都没有朝代更替，所以每次外国有兴衰周期而大汉没有，所以大汉可以趁你内乱要你命。而大汉的建设成果可以一代代代际传承积累下来，厚积薄发几百年后就比你牛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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