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B·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这次会议与所有以前的这类会议并无不同，我对它也无特别的印象。但是，麦乔治 ·邦迪却对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从未出席过夏威夷的情况通报会议。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对碰到的一位参谋人员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情况的简要通报似乎成了一场法庭的辩论，人们试图愚弄他，他则试图向他们说明，这办不到。”或许，这种说法对那些将领们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南的形势和我们对它未来的展望，均未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清楚的画面。
麦乔治·邦迪从会议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这一估价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南越的政局形势时，他对那位参谋人员说，尽管，要想看出政变后的军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将军们的联合只能是权宜之举。这一预测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这个军政权就像一扇高速转动的旋转门，其首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变换着。
约翰·F·肯尼迪总统最后一次公开地发表对越南问题的评论，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您能否就政变后南越目前的局势，以及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谈些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形势做出估价：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加强斗争？我们如何将美国人撤出那里。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样。”
这两次评论的观点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观点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问题。当时，他说，按照最终的结论来说，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指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必须赢得战争或不得不输掉战争的人。然而，有关这个话题，约翰·F·肯尼迪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呆在那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取得效果……我们不应当撤离。”然而，约翰·F·肯尼迪总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观点——无论是在这次会谈之前或之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 ——则是，从根本上说，南越必须自己来进行战争，美国绝不可能为他们完成此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过渡通常会导致不确定、困惑和错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六个月中，这一点表现得出。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头上。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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