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答说，情况比所报告的还糟。他已经发现了其它的案件，与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关。六个月之后，他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汇报了那些已发生的事情。当我问到谁应对此事负责时，他提到了一个人物，他说，总统的助手肯尼· 奥唐奈将这个人派到了空军开发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空军部长，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开除那个人，并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我给肯尼·奥唐奈送去了一份报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条，说此人已不再为国防部工作了。我从未收到过对此事的答复。
对于总统的角色，约翰·F·肯尼迪有清楚的认识。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与他讨论了总统执政的问题。我画了下面这个简图：（图缺）
垂直的轴线代表着权力，平行的轴线标志着时间。“总统先生，”我说，“你带着极大的权力走进了办公室，我希望，在离开它时，你已经使用了这些权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来看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无成。”“鲍勃，”他说，“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思考着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他将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
约翰·F·肯尼迪总统也擅长退后几步来观察问题，以便更为广阔的察觉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在他执政期间，我们几个人偶尔也于晚间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这被称之为“核桃山研讨会”。一次，在白宫家庭住宅区中举行的聚会中，总统的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带来了他的父亲，即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先生，他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非常遗憾，由于国防部的公务缠身，使我无法离开，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我问玛格丽特，我不在时谁在唱主角，“讨论进行的如何？”
“绝对精彩！”她说，“无人能够插上一句话！整个晚上都让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占去了：‘你如何评价一个总统？’‘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X总统比Y总统更伟大？’”约翰·F·肯尼迪将世界看成为历史，他站在一个更深远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领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感召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都能打动他们的心灵，都能与他们友好地相处，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这正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幸运的感觉。
他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作为世界银行的总裁，我和玛格丽特到处旅行，曾到达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到达过印度、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极少能见到美国人。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瞧见了他的像片，人们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了这些相片，将它们钉在了棚屋的墙上，这是其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约翰·F·肯尼迪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仍活着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国务院迪安·腊斯克的领导极不满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总统去世不久之后，当我从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有意在第二次连任时让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担任国务卿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会谢绝这种邀请，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我对迪安·腊斯克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并且，我还从未认为，我具备了担任国务卿的资格。此后，在担任了七年的国防部长和十三年的世界银行总裁后，我的想法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如果约翰·F·肯尼迪硬要让我干的话，我则会敦促他任命麦乔治·邦迪，在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上，我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麦乔治·邦迪。在我与他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位总统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给予我极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纵览我的一生——无论是在福特、国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银行 ——我总是试图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并“借助”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我的能力。麦乔治·邦迪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他二十二岁时成为哈佛的年轻教师，二十九岁时成为亨利·史汀生传记的作者，三十四岁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对以往四十年的观察而言，迄今为止，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中最富才华的一位。
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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