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掌握了总统的大权到我卸任离开五角大楼，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都竭尽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于我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则大相径庭，显得更加的复杂。林登·B·约翰逊性情粗暴，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不例外。他精于琢磨每一个人，以发现其弱点，一旦找到了弱点，他就会试图利用这一点。他有时甚至极为霸道，但对我还从未有过如此的举止。他深知，我会坦率地对待他，只会告诉他我的观点，而不是告诉他那些我认为他喜欢听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以总统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全力贯彻他的意图。坦率和忠诚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条，我认为，无论约翰·F·肯尼迪还是林登· B·约翰逊总统都会对此点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熟知，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如果我持有异议，我将绝不会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与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正是最后的结果。
在一点看法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是会不谋而合的，就像亨利 ·福特二世早已领教的那样。只要他们将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们即可安枕无忧了。他们深知，我的忠诚绝不会中途改变，我的目标也会与他们始终如一。
对于一些国防部长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两位总统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复杂化了。
这里例举一件在一年秋季发生的事情。我的儿子克雷格成为圣保罗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已有三年的时间，并且，已被提名为全新英格兰队的中卫，然而，我和玛格丽特却从未抽出时间来目睹他在球场上的风采。他最后一场赛事定于十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对总统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于星期六下午离开，星期日早晨再返回办公室。林登 ·B·约翰逊抱怨地咕噜了一句：“停止这段时间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对此事表示了默认。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当我们一住进旅馆，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与总统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抓起电话对我大声嚷嚷道：“你在哪里？”我耐心地说明了我的去处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办法使那些该死的铝价跌下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回答说，我对铝价一无所知，并且，无论如何，他应当让商务部长来处理这类事务。“噢，如果你愿意将个人的享受置于总统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的话，”他停顿了一下，“那么你就呆在那里吧。”我答复说，“我向您保证，玛格丽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赛，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办公室。”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楼后，立即打电话给白宫我以前的助手乔·卡利法诺，问他事情发生的原因。他告诉我，在期望较高价格的情况下，生产铝的公司抬高了他们的价格。由于担心此举将会触发全国的价格膨胀，故总统要求设法使价格回落。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问乔·卡利法诺。我们讨论了一两个小时，最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尽管并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却一直对原材料进行大量储备，以适应长期战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铝的储备。我们何不告诉那些生产铝的企业和公司，我们打算将一部分储备的铝抛向市场呢？此举将肯定会导致铝价回落。
我立即拨通了铝业协会主席约翰·哈珀的电话，说：“约翰·哈珀，长期以来，你们共和党一直要求我们削减赤字。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来做到这一点，我希望你将支持我们。我们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储备的铝，并将其收入转给财政部。”“你这混蛋，”他说，“你想敲诈我们。明天早晨我会去你的办公室的。”
星期一，约翰·哈珀和埃德加·凯泽以及他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会见了乔·卡利法诺和我。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导致价格下跌的计划，卖出了部分储备，并且没有造成市场的混乱。
林登·B·约翰逊接手的越南局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艰难或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近十年来，其领袖苦心经营，将各种离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发生的政变已结束了他的统治生涯。林登·B·约翰逊曾对政变持有反对的立场。南越传统中就缺乏统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纷争、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败轮番侵蚀着这个国家，与北方邻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发展的游击暴动相比，其破坏程度绝不逊色。在吴庭艳丧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拥护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认，其继任者能够稳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的：在林登·B ·约翰逊执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权就两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个多月中，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况且，留给林登·B·约翰逊的还有一支负责国家防务人员的队伍，尽管，问题尚不明显，但是，越南问题已足以使他们分裂成众多的派别。这支队伍的高级成员们尚没有勇敢地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先是艾森豪威尔，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将包括美国空军和陆军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发动攻击呢？这样做，是否会构成与中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就最高程度而言，这样一个计划在经济、军事、政治和人员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我们能获得成功吗？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为昂贵，是否应该对其他的方案——诸如中立化和撤离——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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