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们要求我与国务卿讨论他们的备忘录，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向总统进行了简单的汇报。总统要求成员们提供一份详细的建议，在其后的一个月中，他们着手制定了基本的计划，其优先考虑的内容有：使用美国空军袭击“胡志明小道”（这是一套分布于丛林间的运输路线，北越使用这条路线途经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和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成员们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共大量的正规地面部队进入DRV（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但对莫斯科是否会发起“行动，即按照苏联的判断，这一行动将会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还有所担心。
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我还从未想到这一点。但是，从这时为开始——并且，贯穿其后的整整四年中——我已决定要尽量减少风险，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与我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这一担忧曾致使我们多次否定了某些反复出现的建议，在四年之中，要求更为迅速地加强空战和扩大地面战争的建议，曾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倘若总统接受了军界人士的建议，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较低水平的行动方案，我们就会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从未出现过。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扩大行动的规模将会给美国和南越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我谈到了这些问题，当时，我正在为我们在越南的进展情况进行作证。众议员哈里·谢泼德（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说，“部长先生，我非常钦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上，除了采用我们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无法设想出还会有其它的选择’。”他指出，在早些时候，我将我们的政策描述为一种对南越提供训练和装备物资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现在我却声称，我们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们实际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始做出答复（今天，这个问题已很清楚）：“单独的军事能力是无法解决越南的所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我继续说道，“目前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众多的条件中，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即一个强大、稳定、效率极高，并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和信赖的政府。”最后，我以下述结论结束了回答：“倘若，对我们力所不及的领域避而不谈，不坦言相告我们对此的担忧，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对国会和新闻界的陈述中，我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就说道，“南越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军事问题，其政治和经济问题才是其首要的问题。除非我们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引进这个国家，否则，绝不会有军事解决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我们行动的发展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已经在改变方针了。二月二十一日，总统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已着手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加强对北越的反抗，这涉及外交和战场两个方面。”他还说道，我将于三月份前往西贡，以便听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见，此行之后，“我们将做出明确的决策。”
同一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一系列反对北越的行动进行审查，这些行动旨在 “诱导该政府放弃援助和支持在南越和……老挝进行的暴动和起义。”我询问了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泰国、南朝鲜或台湾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针对这些反应，美国的海、陆、空军将应做出何种姿态。基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与我们进行直接对抗的可能性——我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就应付这些问题而建立专门的计划机构。
三月二日，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他们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准备摧毁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实行海上封锁。他们承认，针对这些行动，中国有可能以军事介入来做出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应，将极有可能无法迫使中国放弃其行动。他们接着补充道，“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但是，即使这时，他们也未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的计划将足以阻止南越的丧失。
显而易见：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已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涉及美国政策的改变——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敦促，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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