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央情报局令人沮丧的估价，以及联席会议成员的强烈建议，总统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一个涉及政治和军事的综合计划，对北越采取逐步升级的行动。结合这个计划，国务院拟定了一项议案，以期得到国会的批准，同意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军事行动。
这正是一个起源，后来它成为了东京湾议案。此举正反映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扩大战争，我们也必须避免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所犯的错误，即在国会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也处于“起飞” 之中，否则，国会是绝不会对“紧急着陆”负责的，林登·B·约翰逊说。因此，他执意认为，如果他不得不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都首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手下的一个小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国会议案，该文件批准总统在南越和老挝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动用军队”来保卫他们的安全。同一天，我们（不包括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个草案。我认为，如果总统决定，在未来的两至三个月中将动用美国作战（而不是训练）部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立即着手提交这份议案，否则，我们还需等待时机。
尽管局势仍不明朗，但是，我们全都认识到，轰炸北越或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入南越，都将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马克斯威尔·泰勒认为，南越政府的崩溃或胜利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因此，在秋季来临之前，美军仍应该按兵不动，而不是扩大行动。三月二十六日，我们与总统进行了会晤，但最终毫无结果。他要求我们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的继任者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以及费尔特的继任者火奴鲁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小格兰特·夏普进行会见，讨论未来的事态发展。
威廉·威斯特摩兰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担任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区的司令员，在导演的眼里，他的确具有一副标准的将军形象。他举止潇洒、坚毅果断、极为坦率。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他均任作战部队的军官，并是美国军事科学院的前任负责人。威廉·威斯特摩兰既没有巴顿那样的自负，也没有柯蒂斯· E·勒梅的固执，但却分享了他们的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
火奴鲁鲁会议于六月一日召开，地点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宽大的会议厅里。在以前的场合中，至少某些与会者是充满了信心的，然而，这次则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位到会者均流露出忧郁和担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对事态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的看法极为孤立。
讨论围绕着一份草拟的行动计划而展开，该计划在华盛顿已被拟定，但尚未得到总统、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认可。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与河内的接触和联系，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强的军事压迫行动，其顶点是对北越进行有限度的空中袭击（这将尽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军来执行）。几天以前，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已做出结论，这样的计划极有可能导致，河内在支持起义和暴动方面收敛一些，尽管，它同时也强调，河内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结合这个行动计划，四方面的事情被进行了讨论：无论是向北越发动空袭，还是策划一场军事进攻来打击北越，西贡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鉴于中国人介入的可能性，几个师的美军需要进行部署，以阻止其进攻；美国公众仍未完全相信，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国会做出适当的决议将会有助于取得双重的效果，既可表现出美国的决心，也可教育那个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被提出和进行回答。会议结束之时也未对此做出结论。对于这个草拟的行动计划，我们并未做出决定。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描述火奴鲁鲁的讨论，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我们已接近了重大升级的边缘——但却未对其后果或其它的选择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政府决定，将向国会提交草拟议案的时间推迟到九月，因为，估计到那时，参议院将会完成公民权议案的审批。以后，批评者们曾指责说，总统在几个月中一直将议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时机——或者说创造时机——使它“溜”过毫无戒心的国会。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刚从火奴鲁鲁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出“对东南亚的合理军事目标”，并且，也没有批准 “实现该目标的军事行动方针”。他们提出了两条方针：首先应当选择的是，摧毁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选择是，中止它对南方起义和暴动的支持。然而，他们却没有就任何一条方针提出计划。
当马克斯威尔·泰勒阅读了他们的备忘录后，他指出，这并不是“我们选择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进而对他们的首选方针表示了反对，它将“极有可能会引起升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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