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转而讨论该项决议，它的关键段落如下： 由于（北越）海军……违反……国际法，故意多次攻击了合法停留在公海上的美国海军舰艇……由于这些攻击行动是…… 针对其邻邦的……蓄意和系统的侵略活动的一部分……因而，美国准备（在总统做出决定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援助那些请求支援以保卫其自由的《东南亚集体的防御条约》的任何缔约国。
讨论这句话时，迪安·腊斯克强调说这个决议赋予的权力与国会一九五五年的台湾决议、一九五七年的中东决议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决议所批准的权力相同。他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无法预料将来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还说：“在东南亚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其发展方向与我们现在预料的不一样，总统与国会之间当然会进行密切的联系和磋商。”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了听证会。在参议院安排了该决议的有关事项，他后来严厉批评约翰逊政府对东京湾事件的处理方式。他在那天补充说： “你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如此迅速的决定是值得称赞的。”
与会的其他人也赞成该决议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例如，来自新泽西的共和党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问道，前面提到的三个决议中是否包含有“在总统做出决定的情况下” 的语句。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回答：“肯定包含有语意相同的句子。”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随即表示衷心支持正在讨论中的决议。两个委员会以三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韦恩·莫尔斯反对）的投票数把决议提交给了参议院。
在那天下午的参议院辩论会上，来自肯塔基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与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做了如下问答： 约翰·谢尔曼·库珀：我们是在预先赋予总统权力，让他在必要时就南越及共防御问题或者（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他缔约国的防御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吗？
J·威廉·富布赖特：我想是的。
约翰·谢尔曼·库珀：那么，预料一下，如果总统决定动用军队，其数量足以导致战争，本决议也赋予他这种权力吗？
J·威廉·富布赖特：这正是我要做的解释。
我毫不怀疑国会了解决议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但我也毫不怀疑，国会认为总统不会在没有进行慎重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动用这种广泛的权力。
第二天，即八月七日，参众两院对这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参议院以八十八比二的比例通过了决议（韦恩·莫尔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W·格里宁投了反对票），众议院则一致通过了决议（四百一十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长期以来，持批评意见的人断言在整个东京湾事件中存在着一系列欺骗。他们指责政府渴望得到国会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的支持，起草了授权的决议，然后挑起事端找到正当的理由并发表虚假声明谋求支持。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这项决议源于总统。总统认为，如果形势需要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印度支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自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即不断提出这项建议，那么动用军队之事需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为此，国务院于五月底起草了一项决议。然而，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建议把美国的军事行动至少推迟到秋天（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均同意这个建议），所以我们决定等九月份参议院通过民权法以后再向国会提交这项决议。
在北越人攻击美国船舰，使我们相信战争正在升级和前景难以预料之前，我们一直做此种打算。攻击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这项决议的时间可能要比原来的预计早一些。总统也许看到，这是一个把决议同河内的敌对行动联系起来的机会，这样一来可使他显得相对温和一些，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强硬言论形成对照。
关于我方故意挑起事端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某些政府官员赞成这样做。乔治·鲍尔在一九七七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与战争有关的许多人……在寻找采取轰炸行动的借口……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舰艇的主要目的是挑衅……人们认为，如果巡逻的驱逐舰遇到麻烦，就会提供我们需要的借口。”
与此相反，威廉·P·邦迪告诉同样的广播听众，美国当时并未打算制造危机，没有故意“制造”事故用做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说，“实事求是地讲，那样做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计划，我们不认为局势已恶化到我们不得不考虑采取强硬措施以解决南越的问题的地步。”他在另外的场合写道：“政府故意挑起事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毫无根据的。”
他还提出了一个立意不同但很重要的观点： 归根结底，美国和北越的失算源于对河内的行为事后所做的良好推测。简言之，政府本着降低危险的真诚愿望，在同一时期同时执行34A计划和驱逐舰巡逻计划，完全是个错误。理智的头脑预料不到河内也许会搅乱它们……但理性的推论应该把非理性的因素考虑在内……华盛顿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内也许不这么想。双方都误解了对方，事件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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