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危机和危险中生存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一致认定，美国关注对这个秩序的任何威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已经懂得，我们不能再等待冲突的激流来侵袭我们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侵略和动荡都将埋下破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种子。
我们坚持这么做是由于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理由。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友好的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敌人常常低估或者无视贯串美国历史始终的强大的道德力量。
当然，安全和福利是我们的政策核心。但是，我们的能量大多来源于道德意志。
强者应该帮助弱者保卫他们的自由……
每个国家都应免受其它国家的压迫。
人们一直在激烈争论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毫不怀疑，道德因素的确影响着他和他的许多顾问（包括我在内）。但道德因素是否影响了当时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响现今的政府，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实用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影响。我认为有影响，例如，我们避免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在美国竭力确定其在冷战世界中的适当角色时，这个问题值得争论。
无论如何，在竞选的几个月和选举后的很长时间内，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美国的右翼势力迫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加大。为对付这种压力，他谈到了经常萦绕于他脑际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针对巴里· 戈德华特说：“有些人迫切希望扩大冲突。他们呼吁我们派美国青年去做亚洲青年应该做的事……这种行动根本无助于解决越南的实际问题。”他说：“南越人有保卫他们的自由的基本责任。”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重申这个观点，从新罕布什尔到俄克拉荷马，从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当时隐瞒了什么吗？对我们这些幕后谋士来说，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的目标十分明确。“赢得战争！”他作为总统第一次与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开会时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去赢得那场战争。
他本来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东西。我们当时未就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达成一致意见，一项在最低限度内动用美国空军的计划也争论了数月之久，我们越来越怀疑西贡能够被长期固守。总统从未公开透露过这些事情。如果他这么做，他或许可以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当然，政治家们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九一六年的总统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时的口号是： “他将使我们远离战争。”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谋求向德国宣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竞选中也未做到这一点，当时他说他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欧洲大战，但不久我们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林登·B·约翰逊总统坚信，巴里·戈德华特获胜将使美国陷入险境，并会威胁到世界的稳定。他还认为，只要目的——巴里·戈德华特的失败——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只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他讲了事实，但远非全部事实。
总统未对公众开诚布公并不意味着他心中已有了扩大战争的计划。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从一九六四年初开始就要求强化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威廉·威斯特摩兰、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南越领导人阮庆主张推迟。当麦乔治·邦迪和我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议林登·B·约翰逊改变政策时，我们也不能肯定应该扩大战争还是从越南撤退，但迪安·腊斯克反对任何改变。
从林登·B·约翰逊总统漫长的政治生涯来判断，某些人或许会说，在竞选未见分晓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公众隐瞒了介入战争的决定，这也许是事实。但这与下述说法相去甚远：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决定。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是另外一种情况。
巴里·戈德华特在竞选中对我和总统大肆攻击。他总是强调美国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他再三声称我在竭力削弱美国的国防。三月二十日，他“公开指责”说，“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国务院正在单方面裁减军备。”八月十一日，他宣称：“在目前的国防领导层完全忽视新式武器的情况下，我们的核能力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强了语气，指责我 “蓄意……使我们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竞选自传《我的立场》那年秋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做了选载，内中称： 现任国防部长已成为一种所谓的国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设计者，这种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将使共和党的盾牌变成千疮百孔的瑞士干酪，这种政策将……使我们的敌人更加胆大妄为，采取走向核战争的毁灭性步骤……我重申：这项政策的设计者是现任国防部长。简而言之，现政府的国防政策是在单方面裁减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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