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 ·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 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 ·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础。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 ·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B·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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