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五月份的暂停轰炸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了吗？
答：在西贡没有。此举消除了批评者的靶子。但国内外的抗议之声依然未绝：我们将走向何方？麦乔治·邦迪和我建议多做些解释。我们请求总统发表重要演说，阐明他的意图。
会议期间，总统指示我们询问威廉·威斯特摩兰，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战术；越共和北越会做何反应；美军会有多大伤亡，何时会出现伤亡。由于这些问题找不到确切答案，在此后数月内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决策。
事态的急速发展使我更加担心我们介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那天晚上通过电话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交谈时，我对他说：“在内心深处，我对参战规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认为参谋长们没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我知道他们没有。”
“你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是他们希望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吗？”他问。
“是的，”我说：“他们希望不致于走得太远。但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没有说这是最后的措施。”
在此举棋不定和混乱的时期，我于六月十六日会见了新闻记者。有人问：“你预计军队数量会超过七万至七万五千吗？”我回答：“国务卿、总统和我已再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实现我们在南越的目标……对你的问题，我只能做此答复。”有人说： “美国的总体战略是什么？”我说：“我们的目标和战略是让北越人相信，共产党在南越发动、指挥和支持的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游击战争不可能获得胜利，从而迫使他们就该国的未来和平和安全进行谈判。”
同一天，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奉林登·B·约翰逊总统之命前往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向这位前总统通报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调军请求。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简明扼要：美国现在已经在越南“诉诸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得赢”，应该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B·约翰逊总统看到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希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成他对战争的应对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赞成增派军队。这是“拿不准”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两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军队人数”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点五倍；是希望“撤离军队”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总统知道公众会很快改变态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对我说：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们已有的、特别是潜在的分歧，我们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进行长期作战是很困难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为此而担心，并颇为沮丧，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满意的计划，使我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间祷告和坚守阵地，期待他们停止进攻。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斗争。我看不到……我们有任何……在军事或外交上获胜的计划……拉塞尔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变化从那里抽身而退。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总统非常苦恼。我和其他人都感觉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亨利·F·格拉夫这些天里拜会过总统。他后来写道，总统对他说，他（总统）花了许多不眠之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总统告诉我，我的孩子必须得随海军陆战队开赴南越……并有可能死去”，他会作何感想。
林登·B·约翰逊常常说一些夸张之言，愤世嫉俗者会说他的言论反映了他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我所知，没有一个运用权力把美国人送往危险地区的美国总统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思想感情。
决定被一再推迟做出，因为我们在探索一条好的途径。在争论日趋激烈之时，记者们催请林登·B·约翰逊总统答复参议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动用更多美军之前，先取得国会的同意——这超出了“东京湾决议”的范围。他回敬提问者说：“任何看到该决议”的人都知道，它授权总统在形势需要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总统是按照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反对增派军队）和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持增援）的建议发表上述谈话的。他们两人力劝总统不要与国会再起争端，因为他们担心那会使国家分裂；不管国会投票选择何种道路，都会损害作战行动。这是林登·B·约翰逊希望听到的答案，但它是错误的答案。我们没有“恰当的”，时机通过国会投票来取得对军事行动的普遍赞同。国会会对怎样和何时采取行动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会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必须承受那种风险，以使全国团结一致参与战争，支持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团结全民，而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掩盖真相，避免争论。我们今天更明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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