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参谋长们之间的分歧虽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开化。原因何在呢？因为大多数人希望避免冲突。他们更喜欢巧妙地传递不同意见而不愿正面提出来。我想林登· B·约翰逊也和其他总统一样，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发生分裂，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他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压了下来。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举措，但我现在后悔他、迪安· 腊斯克和我没有正视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与参谋长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并进行坦率而深入的争论。
分歧和矛盾继续发展，甚至蔓延到个人之间。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对总统说他预期“在一九六七年会取得突出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局势的改善，但他又说： “结束战争也许得五年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访问西贡之后，厄尔·G·“巴斯” ·惠勒报告说：“越共和北越军队绝无希望在南越获得军事胜利”。然而不到六个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这将使军队总数从四十七万增至六十七万）；把地面行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对北越进行规模更大的轰炸和破坏；考虑水陆并进入侵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这意味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把直接参战的军队增加到五十万，每年再增加一百亿美元军费开支——在国防部每年大约七百一十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已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直接用于东南亚地区。
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宫讨论了上述建议。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强迫”他做如下估计：在美军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变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使命”分别需要多长时间。他最后说分别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时间。会上，总统曾问他：“我们增派军队时敌人不也能增加军队吗？果真如此，何时能了结呢？”
在这次会议上厄尔·G·“巴斯”·惠勒指出：“轰炸行动即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标都已受到我们的轰炸。”与此相适应，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会上建议总统不仅要拒绝参谋长们提出的扩大轰炸规模的要求（摧毁剩余的电力设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轰炸行动局限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河内和海防以南的“柄状狭长区域”，大多数军队和物资经此区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军方人士对于削弱对敌人的惩罚的潜在担忧，但我的建议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尔·G·“巴斯”·惠勒的发言；我相信用炸弹和水雷封锁港口会产生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巨大危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蒙·赖斯和在马来西亚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均认为霹雳计划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河内的意志；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美国飞行员每次出击时的伤亡人数是该线以南地区的六倍多；我认为与美国飞行员的重大伤亡相比，我们在该线以北地区给北越造成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赛勒斯· R·万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尔姆斯、沃尔特·罗斯托和威廉·P·邦迪赞成我的建议，离开政府后仍与总统保持接触的麦乔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表示支持。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也支持这一立场。
我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总统呈上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引起了广泛争论），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后来说这份备忘录所持的是“激进的”立场，它阐明了我对事态发展趋势的严重怀疑，也使此后的争议变得更加尖锐。由于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较为广泛地引用了它。
这份备忘录开篇写道： 本备忘录是在找不到极具吸引力的行动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河内很可能已经决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不进行任何谈判。继续奉行我们目前的政策而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改变不了河内的决心，也不能使美国人民满意；增派军队和加强对北越的打击也不可能改变河内的决心，相反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陷得更深，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发生严重对抗（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屈服。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
我接着讨论了美国的形势： 越南战争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当战争不断升级——伤亡的美军更多，人们担心战争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国内事务中的秘密越来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战斗人员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大时，人们就越来越不欢迎了。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得如此之深，虽然他们讲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战争结束，都期待由总统来结束它。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美国的这种形势使美国政界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却不幸使河内更加有耐心了（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河内是不会放弃的）。
南越的形势： 美军与北越军队在南越的“大战”进展顺利。我们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军事失败，在一九六六年获得了军事主动权，给敌人造成了严重损失，摧毁了他们的一部分攻击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资仍然十分充足……敌人仍有发动各种规模的进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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