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说道：“宪法规定当军事统帅进行军事决策时，军事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也应参与行动。当然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有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是参谋长了。”
从这时起，会议转向白热化。从我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的交锋可看出当时听证室里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
“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这个听证委员会面前，没有一个与会者……（他）曾说过，批准那五十七个目标……就会对缩短战争进程有任何重大影响。”
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漫长、严酷的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这是一个呼吁理智的发言。
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悲剧性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动对北越实施打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虽然这种期望很诱人，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幻想，追寻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无益的，还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小组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严厉谴责了我在战争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宣称“谨慎地控制和对可选择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已使我国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战果。”参议员们总结道：“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要求我们的地面部队继续他们在南越的战斗。除非我们准备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理智和审慎的思考要求关于战争的决定应与专业军事人员的判断保持一致。”
听证会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我的证词几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引发了一次“起义”。几年以后，一位报界人士马克·佩里写道，在我参加听证会后，厄尔·G·“巴斯”· 惠勒招集了一次参谋长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全体辞职。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海军作战参谋托马斯·H·穆勒上将很快否认了这一报导，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实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它们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代价。厄尔·G·“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经受了严重的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尔·G·“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岗位，在私下的会议或公开的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正如他在约翰·斯坦尼斯听证会上所表现的那样。曾与我共事达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都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和统帅忠诚地服务。
在这段时期，总统顾问班子中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不断加深，这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两个材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尔姆斯送给总统一份他个人对轰炸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来，我们每个月对北越出动一万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尽管有这样大幅度的升级，“尽管河内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经济损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击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问题。他们仍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同时继续支援他们对南方的侵犯，实际上军事和经济物资的运输量还在不断增加。”
两周后，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给总统一份附有三十三页报告的特别备忘录，这份文件最近刚刚被解密。备忘录中提醒总统：“附加的文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它的存在时，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给您。”备忘录里写道： 由于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职责之一是考察会出现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国家评价办公室，我请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试图阐明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他选择的回答方式是写了一篇题为《在越南失利的含义》的文章。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这份材料没有给也不打算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看。
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咨询了他所在部门的三十个或更多的人。他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样一个困难的题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这些被咨询的人中，其看法比预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将在此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并不试图辩论现在是否应该结束或继续战争，我们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它仅仅针对一个假设的问题，该问题是作者为自己设计的，即：就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不利的结局将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这个报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之后，文章总结道：前述的讨论已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和诸多可能性，任何过于确切的结论都将会歪曲我们的宗旨，同时也超出了一个严肃的判断允许的范围。下面就是这篇文章试图表达的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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