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笋：我愿意表示一些意见。困难在于我们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根据我党的经验，要使不同的意见达到一致，需要时间。
我们不公开谈咱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因此，我们既不问苏联是否会出卖越南，也不说苏联在援越物资运输的问题上诋毁中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么说，问题将会更复杂。这是我们的处境造成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定苏联。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我们非常清楚，并且毫不担心。现在有10万多中国军人在越南，不过对我们而言，无论何时，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5万多人是必须的。这是来自于一个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帮助我们。我曾与赫鲁晓夫争论过同样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越南支持中国拥有原子弹，以使中国能够攻击苏联。我说这不是事实，中国决不会进攻苏联。
今天我要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涉及到越中关系时。在我们抗法战争期间，如果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越南的革命也将难于成功。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援助是最直接的和最广泛的。
如你所说的，每个民族都应当保卫他们自己，但他们也需要依赖国际援助。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认为你们的热心是一种伤害。而且与此相反，你们越热心，对我们就越有利。你们的热情帮助有助于我们保护两三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高度评价你们的热心。像越南这样的小国家，非常需要国际援助。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少流许多血。
越中关系不仅在抗美战争时期，而且到将来也要继续发展下去。即便中国不再大量援助我们，我们仍然要保持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保证。
对于苏联，我们仍将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如果苏联接受我们的批评的话，我们还会批评他们。
在我们两党的关系中，一致的地方越多越好，一致的地方越少，我们就越担心。我们不只是关心你们的援助，而且还关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两国的关系。我们党中央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关于中国船难于进入越南港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13万军人在我们国家我们都不担心，怎么会担心一只船呢？这是港口负责人的错误，此人很可能是一个挑拨分子，或者是受到其他内奸的利用而犯了这个错误。这是个人的错误，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决不会改变。
我们认为，在你们面前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我们应该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将继续进行反美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依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精神，越南南方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就是推迟个三四十年也没关系。
我还愿意再谈一些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世界上，不只是在西欧，而且还在东欧和苏联，有一个强大的改良主义主义运动。许多民族主义国家不是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就是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的。因此我认为，一些像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当与这些改良主义国家打交道，批评他们，同时，与他们合作，而后指引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反革命，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批评他们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帝，这又是我们能够与他们合作的原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你们做过同样的事情，毛泽东同志与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国在高举革命旗帜的同时，应当同改良主义国家合作，以帮助他们进行革命。这是我们的看法，也是我们的路线，它未必就正确，但却是出自于我们对革命的真诚信奉。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你们所说的，在一个党里甚至都会有左、中、右三派，更何况是在一场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呢。
由看法的不同而带来的困难，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得到解决。为了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联系。
我们并不担心中国正在试图控制越南，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倒真的要担忧了。我们相信，中国同志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宗旨来帮助我们的。
……
邓小平：关于“热心”的问题，请对毛泽东同志的话有更多的理解，它与我们两国之间，以及同志之间的关系不够坦率的事实有关。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7年4月10日，北京
周恩来：……关于海上运输问题，达成的协议限额是每月运1万吨。现在，他们想增加到3万吨。不过，他们没有提到具体货物。所以我们不想用含糊方式作出回答。……关于新的苏联军用物品，苏联应该首先通报越方，越方要考虑自己的设施是否可用和有效。这意味着你们不可能全部接收。然后，你们通知我们（数量）。最后，我们要检查。如果一切无误，我们将增加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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