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从美国纽约飞抵北京。邓颖超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候。邓颖超安慰西哈努克说：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对朋友是讲信义的。西哈努克则激动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当邓颖超允诺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时，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
随着70年代的结束，柬埔寨进入到了一个以韩桑林、洪森等人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宋双等人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和以乔森潘、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几种政权机构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李丹慧
1965年初至1972年末是美国派遣美军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入侵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继而又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苏联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苏联在越南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苏越关系趋向密切。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至1969年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进入7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面对越苏将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国在大力援越的同时忧虑与戒心倍增，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1]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2]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这种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3]
一、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1964年；特别是1964年6月，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4]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5]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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