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毕竟不存在温情，民族情感也总要超越意识形态，留下的实际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的总趋势，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往往是脆弱的。60年代初期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呈瓦解之势。与此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和改组。无论是戴高乐1965年关于世界存在美、苏、中、西欧、亚非拉第三世界“五大实体”之说，还是尼克松1971年关于美、西欧、日、苏、中“五大力量中心”之论，抑或毛泽东1974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其反映的现实就是，50年代僵化的两级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各种不同形式的三角关系开始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上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就美国方面言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从苏联方面来说，其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而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越抗衡中美之间的联合。对中国方面而言，苏联已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敌人。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战略联美抗苏，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获取中苏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反苏政策及对美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美。
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边，但是，美苏两国毕竟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此外，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
（二）
在50-70年代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美苏越各国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外交主导方针，四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相互转化，进行着不同的组合。其间，无论是中美苏还是中苏越，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外交活动确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过，美国凭借其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在各边的相互关系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保持着最大的机动性；苏联次之；中国和越南相对而言则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第一，抗法战争时期（1950-1954）。
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苏两国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共同商讨越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项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并明确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此后，中国不仅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而且还给以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同时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4]在中苏两国的道义支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援助下，抗法战场上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但是，美国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就从未安逸地作壁上观，而是不断地进行支持和干涉活动。[5]尤其在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争。这样，越南的主要对手，从表面上、近期看是法国，但从实质上、远期观之则是隐身在法国背后、一直跃跃欲试的美国。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目标。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而新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处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令苏联拥有了较过去强大得多的对美外交实力，但是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作为“一边倒”的苏联的忠实盟友，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这样，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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