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和越南对苏联，事实上都存在着较大的战略依赖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精神与为对抗苏联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的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性。尽管在实现对美和解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开僵局的主动性来自于中美双方，但是中国力量的弱小，及以后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依赖性。应该说，加入国际社会和独立自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各大国间奉行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避免成为别人手中的一张牌；同时也不因与某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而损害到与另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生存空间。此外，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东盟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极强的戒心，他们欢迎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地区驻军。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特别是发动越战对中国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自50、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鼓吹世界革命，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这种做法无疑将一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从而实际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三，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简评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李丹慧
2000年1月，笔者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Tønnesson博士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这份文件。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份材料。两年来，关于此份文件，中国国内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笔者这里予以推介，并就有关问题，略述己见。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B同志》一文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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