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2]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13]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以下公布的这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ø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Le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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