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笋所持的是一种道德的天性，他的道德世界基本上被恐惧和勇敢一分为二。他似乎曾经蔑视过那些不敢“斗争”的人。他声称，如果不是越南人的话，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任何人敢和美国人打仗，因为当时越南人正和美国作战，而越南以外的世界却“惧怕”美国人。同样的道德自豪感在黎笋对他和周恩来在河内的一次会谈的评论中也显示出来。当时，后者刚刚在北京接待过基辛格。黎笋说，他告诉周恩来，中美达成新的谅解后，尼克松将会更加猛烈地向“我”进攻，但是我“毫无所惧”。他后来在文章中反过来断言：只有越南不怕美国人。他还辨别出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声称，第一个害怕美国人的人就是毛泽东。文中没有出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经常惧怕美国人并阻止越南人民进行斗争。如果给越南的援助危及中美关系，他就拒绝给予援助。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是一种勇敢的象征，他们只是保卫他们国家的利益。
黎笋对勇敢的钦佩在下面一段话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怕任何人。因为我们站在真理一边，所以我们不害怕。即使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怕。我们也不怕我们的朋友。即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已经打败了他。我是一个人；我不怕任何人。我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基于勇敢和恐惧的基本道德区分，黎笋声称，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越南人民遵循的军事战略之间也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防御性的，后者是进攻性的。越南人民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向中国人学习任何东西。中国经常十分软弱。他们几乎未和日本人作战。在黎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他声称此次访问是在1952年），胡志明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而他们毫无勇敢可言”。从那一天开始，黎笋就了解到了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没有防御性的战术。每个人都斗争。”
虽然俄国人给他带来的担心较小一些，但是，同对待中国人一样，黎笋在文中也几乎没有对他们表示任何钦佩和尊敬。他对中苏分裂表示不满，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中苏分裂加强了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他抱怨说，他必须每年都去中国两次，“向他们解释许多事情”。接着，他补充说，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因为他几乎避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至于苏联，我未置一词……我只是泛泛而谈。”[1]
黎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对中国人所做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反动派”的区分。如上所述，他对中国人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敬意，但他并不想因他们领导人的侵略政策而批评全体中国人：“我们仅仅把他们称作一个小集团。我们并不是指他们的民族。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对我们不好。我们说，这样做的是反动的北京集团。”
黎笋也在中国方面的个人之间作了区分。这里区别人的标准是他们对越南的了解程度。对越南了解最少的是毛泽东，黎笋看上去对他完全没有好感“……最不守信、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想霸占东南亚的人主要就是毛泽东。”他更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点。黎笋说，周恩来在本世纪60年代曾同意，有必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去支持越南的斗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还曾经帮助黎笋去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并且还安排了许多给越南的援助：“我欠他的人情。”华国锋不了解越南，但邓小平的了解要比他多一些。1977年10月，黎笋告诉苏联驻河内大使说，华国锋是属于那种不了解我们的中国领导人，但是，邓小平对我们“非常体谅”。当时，黎笋曾预测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权斗争中获胜，而且，这一点将会导致中越关系的改善。[2]
考虑到邓小平曾下令入侵越南北部这一事实，黎笋在1979年仍对邓小平持有一定的积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黎笋声称，当1975年越南在民族重新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邓小平曾真诚地对越南人表示祝贺，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态度勉强。而且，邓小平在1977年同意了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的要求。黎笋认为，邓小平处于其他那些对越南不甚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因此不得不在涉及越南的问题上显示出决心，以避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现在，他鲁莽而愚蠢。因为他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他曾经更为猛烈地打击过越南。他确实做过这件事并让他们攻击越南”。[3]
这里要指出的是，黎笋最后一方面的态度是他的坚定而可靠的国际主义信念。考虑到他的几近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他认为，越南是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说，这并不像古代，越南仅和中国相邻。现在，全世界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伤害越南就是伤害人类，就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损害……越南是一个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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