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笋的文章免不了自相矛盾。首先，他引用了周恩来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越南要继续战斗，必须自力更生。接着，他指责周恩来曾“压我们停止斗争”。第一个表述和陈兼的学术结论非常吻合：“……北京领导人在1962年以前既不阻止，也不鼓励河内用军事方式‘解放’南方的努力。”[9]黎笋的第二个表述看上去更为可疑。黎笋声称，他蔑视中国人的建议并继续进行在南越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这里，黎笋故意忽略的一点是，当时南越干部和一些北越领导人的意见分歧。
当提到1963—1964年的事情时，黎笋笔锋一转，改变了谴责中国的内容。他不再谴责中国领导人试图压制越南斗争的迫切希望，而是谴责中国人向他们施加影响，如修建道路以便利中国政权向东南亚的扩张，输送军队去铺设控制越南的道路等等。[10]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我们知道，黎笋和毛泽东会见过三次。第一次是1953年在武汉，毛泽东在那里（据越南白皮书）接见了一个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黎笋声称，在那次会见中，他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打算并且警告他，越南能够打败中国军队。据说，毛泽东问他：“同志，你们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抗击并打败了元朝的军队？”黎笋回答说：“不错。”“同志，你们也真的打败过清朝的军队吗？”黎笋回答说：“不错。”毛泽东问：“你们也打败过明朝的军队吗？”黎笋声称，就是在这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错，换了你们的军队也一样。我曾经打败过你们的军队。你明白吗？”黎笋声称，他就是这么对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知道，知道！”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杜撰的谈话。一方面，毛泽东似乎有可能提问上述的问题。毛泽东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人开玩笑。但是，看上去极不可能的是，黎笋曾以他说的这种方式公开地挑战毛泽东。[11]我们从《77次谈话》[12]中了解到，黎笋在另外两次同毛泽东的谈话中（1964年8月13日和1970年5月11日）表现得像一个在主人面前低眉顺眼的奴才一样，他在1964年说“中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并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想把我们当作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1970年，他向毛泽东请求指示并把越南的胜利归功于这一点：“我们遵循毛主席过去给我们的三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敌人”。[13]黎笋在《77次谈话》和1979年叙述中的表现判若两人，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记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别人当时的观察有着天壤之别。
黎笋和越南白皮书关于1963—1965年中越关系的描述和中国方面不得不做出澄清的材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黎笋的描述，是毛泽东想要修建通往越南的铁路并派兵去那里，但是他自己仅想要物质援助。在所有基于中方资料的叙述中，修路和志愿军的请求都来自越南方面，而且，这个要求是黎笋和胡志明提出的。[14]这一点在《77次谈话》的部分资料中获得了证实。黎笋声称，“我们仅仅要求他派遣人员，但是，他带来了枪支和弹药”，这一点看来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中国工程兵部队和高炮部队抵越后，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在柯西金1965年2月做出苏联大规模援助越南的决定后，越南人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立的姿态。从那时起，越南人在《77次谈话》中的口气也明显不同了。
黎笋关于20世纪
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叙述和中方资料的描述更为一致一点。黎笋声称，在1969年以前，他就几次召集军事干部并警告他们，中国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联手。因此他们要研究诸如准备在将来和中国发生冲突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对美国的新方针，黎笋作了和越南白皮书同样的谴责：“那段时间里，中国发表了对美国的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他们就能使美国在越南增加力量了。”当然，这么说也有其道理。中国确实强调了自己的大国利益而损害了北越的利益。
黎笋所说的和周恩来（很可能是1971年11月）在河内的会谈是他文章中修辞最为精彩的部分。黎笋说，在尼克松访华前，他的目标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美国赶出越南的同时怂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和美国针锋相对。据说，周恩来当时告诉黎笋：“现在，尼克松即将访问我国，双方将主要讨论越南问题。因此，同志，我必须来和你见面以便交流一下看法。”
黎笋声称自己是这样回答的：“同志，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会听你的。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们的，根本不是你们的。”黎笋再次声称，自己曾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疾言厉色。这一次，他的叙述看起来更为可靠一点。1971年在河内对周恩来疾言厉色要比在1963年在武汉对毛泽东这样做容易得多。如果在周恩来关于1971年11月河内会谈的报告中含有谈及黎笋民族主义的蛛丝马迹的话，那就有的好看了。
关于需要档案研究的一点评论
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善。1979年是双方关系最坏的一年，而双方在整个80年代都是相互敌对的。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铁路无轨，交通断绝。两国关系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越南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标志着双方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并为1991年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99年新年前夕，两国外交部长成功地在河内签定了一项边界条约，而且，他们现在准备在2000年结束前在东京湾划出航海区域。这完成了黎笋和邓小平在1979年为自己定下的没有多大希望成功的任务。现在，铁路再次开放，边境贸易繁荣。两国、两党、两军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边境省份在促进商业和文化关系中一马当先。中国和越南的研究机构现在也开始交流了。这一点可以在1998年河内的大型研究会上得到证实。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和越南的社会科学家于其他国家学者在场的情况下，甚至讨论了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两国边界地区的民族集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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