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美苏之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交往，不论是双方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深刻的分歧”也好，还是在安排“和谈”方面，约翰逊和柯西金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也好，[13]在中国看来，其密切接触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的潜在性威胁：这种合作酝酿着进一步反对中国的大阴谋。美苏正联合行动，企图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一道反革命的“遏制墙”。其间令中国更为敏感的是，美国要加入对印度的核保护、鼓励苏印合作的态度，不啻于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力量。[14]总之，中国领导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15]这种态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如果越南让步，抗美斗争半途而废，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而如果苏联掌握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河内愈益倚重莫斯科，其结果依然相同。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反应，事实上成为除革命理念、革命经验外，决定中国此期对越美和谈问题立场，以及将批判和谈活动的重心放在揭露美苏勾结，特别是斥责苏联出卖越南人民利益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对苏美和谈活动的应对方针
此期中国对苏美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调停活动的因应方针主要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集中揭批苏联并明确部署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
莫斯科通过斡旋活动与河内和华盛顿的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预示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将拥有主要发言权的前景。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在响应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时，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利益，[16]则造成了仍然以苏联为首的现状。中国不能容许这种局面的发生，故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揭露苏联为促成越美和谈同美国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的目的和性质上。如揭露苏联千方百计地为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阴谋服务，是妄想胁迫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斗争，听任美国侵略者永远霸占南越；而“在美帝国主义拒绝全部撤退它的侵略军队、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兜售任何方式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7]指责苏共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因此“绝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更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帮助他们欺骗世界人民，粉饰他们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叛徒面目”。“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界限”，等等。[18]通过这种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舆论批判宣传，进一步削弱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抵制重新奉苏联为首的呼声，防止苏联把对越问题主导权纳作自己的禁脔。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难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19]毛泽东则在3月28日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时又具体谈了他的设想：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20]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曾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21]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重点逐步完成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其二，对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不予理睬并予以严厉驳斥。
美国在越战中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治解决越南问题，鉴于中国坚定地实行援越抗美反对和谈的方针，华盛顿不得不努力地试图在对越政策和对北京政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谨慎处理对北京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导致强化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的强硬政策，干扰越美和谈的进程。根据这一思路的指导，美国在约翰逊政府初期就已向中国发出了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
继1965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22]之后，1966年3月16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亮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即一、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没有敌意，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和减少恐惧。二、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称美国愿意在大使级会谈，别的会议或任何一级会议中同中国讨论越南问题并且完全同意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三、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美大使还主动同中国大使握手寒暄，邀请吃饭，并在发言时首先对中国发生地震表示同情。刻意制造“和缓”气氛。[23]约翰逊则在7月12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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