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尽管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越南政府分步骤地同美国接触谈判，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认识仍然是和平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因此指出：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认为：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13]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突出批判了越南方面的四个行为，即1、指责河内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是一种妥协行为。认为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只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他只是为了要渡过难关，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而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表态，也不过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常用的把戏。越南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助约翰逊解决了难题，并给整个形势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将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路德·金遇刺的责任也加在了越南的身上，说如果越方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批评河内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在提出的以金边为会晤地点的意见遭到美国拒绝后，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做了第二次妥协。3、责备河内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打算只运送武器过去，不再进行人力支援。对此，尽管越南方面解释说是误会，但北京实际已认定河内有此项举措，而且认为这是又一个妥协行为。4、严厉斥责河内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的让步等于是承认南越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4]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中国的种种做法，使越南领导人认为是向他们施加压力，不仅极为困惑，而且十分反感和抵触。他们表示：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在所谓妥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16]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17]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18]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19]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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