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向各自的外交战略目标靠近，美国方面竭力驱散美苏首脑会谈给美中关系投下的阴影，并请北京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中国则在劝说河内之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4日，基辛格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时，针对北京关于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悖《上海公报》反霸条款的指责，以及对美苏重新接近的警觉，特意指出：美国将抵制莫斯科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的企图。表示希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样，说对中国的攻击牵涉到美国利益就更有说服力。强调美国这届政府把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北京所说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保证美国不会参加任何孤立或针对中国的协议。[57]以此继续突出美中的共同利益，打消中国方面的顾虑。此后，基辛格又在10月份向黄华表述了请中国对越南施加影响，劝其以明智态度恢复谈判的意见。而中国方面则乘势于10月25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明确责备西贡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时重提让北京说服河内让步的问题，乔冠华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58]
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国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也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尼克松决定对越南做最后一击，在从12月18日开始的12天里，出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中力量，轰炸河内、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难以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同意重新与美会谈。中国方面这时也不能容忍在越南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于是劝告即将赴巴黎谈判的越方代表促进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指出：“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59]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60]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61]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此时中越关系却逐渐走入低谷。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以及中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内衡量与北京和与莫斯科关系的天平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中越之间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终还是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结 语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越战暂时降级，则为中美接触提供了机会。中国适时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转变对美政策的务实的一步，又不放弃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调，具体而言就是，始终把握住了坚持既定援越的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中美关系调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在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虽然苏联因素是首要的，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此期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解决务实与革命两种外交方针的矛盾中，越南问题也是中国在调整对美政策期间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有时可能会牺牲小国并压垮它”[1]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实际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2]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示了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战问题而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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