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拉斯被取缔之后，多德又发明了“控股公司”。这是一种新型的公司，其法人权限明确包括控制其它公司股份的权力。多德发现，新的新泽西州一般公司法没有宣布这种方式为非法，就于一八九九年把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建成一个控股公司，其它地方也陆续照此行事。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位能干的伊利诺伊律师埃尔伯特·加里的指导下于一九○一年成立。这是美国第一家按多德控股公司格局建立的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合并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据估计，到一九○四年。全国制造业资本的将近一半都控制在大约三百家托拉斯或类似托拉斯的法人手中。尽管禁止合并的法律越来越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八九○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一九一四年的克莱顿法），而且这些法律也一阵阵地付诸实施，大企业还是越发展越大了。彼士顿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曾攻击东北地区铁路效率太低，他使“科学管理”成为全国性的口号。现在，他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九一三年，当他揭露少数人如何躲在幕后利用法律来获得巨大的新权力时，又提出一个有力的、一目了然的口号：“这是别人的钱”。布兰代斯解释道：投资托拉斯所经营的不光是业已存在着的公司的有价证券，实际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还不惜一切凭空制造出股份来。“于是，J.P.摩根公司就建立了钢铁托拉斯、联合收割机托拉斯和航运业托拉斯。这样，投资银行家们便集助产士和承办人的职责于一身，当公司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变成有价证券持有人‘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以整顿管理人的身份使失败的公司得以再生，并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经理。”布兰代斯成为一场运动的喉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专门讨伐“大”的罪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按照市兰代斯的方式提出的“新自由”，就是旨在使人们摆脱托拉斯，也就是说，摆脱“大”。
就托拉斯和“大”而进行的辩论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一九一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只有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才受到取缔。民多经济学家和热心公益的律师也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大”本身并不足以形成罪恶；并且，没有庞大的和不断发展的企业，工业美国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改良主义者开始转而去寻找保护小投资者和小商人利益的手段。“有关股票买卖的美国州法律”一九一一年在堪萨斯通过，并在各州执行——这是美国另一项新法律，旨在保障无辜公司免受不负责任的公司蒙骗。这些十九世纪钻石骗案大骗子的后辈把他们的宝山深藏在公司法的黑暗王国里，他们用股票交易中的各种好处来引诱受害者。一九二九年十月股票市场崩溃之后，公众强烈要求制定管理证券市场的法律，以防止舞弊行为。一九三四年，继一系列联邦和州的法律之后，又根据证券交易所法设立了一个有价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专门监督股票市场，并要求股票上市公司公布可供核查的事实材料，然而，无论政府进行多少监督，都不能驱散笼罩在那些巨大的和举足轻重的公司企业周围的神秘气氛，以致普通公民根本无法看清其庐山真面目。
南北战争以后，公司（不仅仅是大企业）成了美国十分普遍的工商业实体。早在一九○○年之前，美国所有制成品中就已经有三分之二是公司的产品了。到一九三○年，这个数字已超过百分之九十，制造业职工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受雇于各公司。生产性的财富和生产也越来越集中于最大的公司手中，并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发展，一九二九年，一百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的资产占全国制造业资产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数字已增至近百分之五十。公司以这种形式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所有角落，不仅仅是制造业、商业和建筑业，而且日益进入个人服务业。
另外，公司也促成了崭新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不再是少数几个“资本家”、金融家或银行家，越来越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有了财产所有权。一九二九年，大约有一百万美国人拥有普通股份；到一九五九年，有普通股份的人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一九七○年更增至三千一百万人。美国成了一个公民股东国家。公司股票所有者遍及各行各业、各种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他们遍布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地方。“拥有者”再也不是管理者了。早在一九二九年，最大的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拥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个股东，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拥有四十六万九千八百零一个股东，最大的工业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拥有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个股东。它们的股东名单表明各个公司主要大股东所拥有的股份还不足百分之一。
一九三二年，A. A. 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出版了他们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一书。在此之后，人们已毫不怀疑，在当代美国，拥有财产这件事本身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更加大众化了；但与此同时，也更加神秘化了。在这个“人民的资本主义”中，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生产手段。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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