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八七七年，主张建立兔费公立中学以使教育大众化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就预见到必须建立新的考试制度。只有依靠某种统一考试制度，大学才能选拔那些能从高等教育得益最多的学生入学。在美国，公共教育的课程和标准都由地方掌握，其千差万别的程度是欧洲教育工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国在高考制度上遇到的问题和英国、法国的问题不一样，因为英、法申请上大学的人所学过的中学课程都是标准化的。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不负责教育，因此只能由某个有权威的民间组织来设立标准化考试了。一八九○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提出了这方面的计划，当时他只是想使中学课程适应大学的需要。巴特勒事后回忆说：“那时候，公立中学刚刚得到普及和迅速发展。美国城乡各地纷纷增建公立中学，很自然，这些中学都遇到了怎样使学生考取大学的问题。美国各大学都各行其是，摆着一副超然的姿态，对别家大学的方针政策、中学的需求以及公众的普遍利益一概漠不关心。”一九○一年六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高考委员会在美国的六十七处考场和欧洲的两处考场，对二百三十七所中学的九百七十三名报考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首次统一考试。为使学生们取得艺术、簿记、音乐、速记、新闻、印刷、救护、家政、工艺、娱乐、体育等学科的学分，各新建中学的课程部大大增多了。然而，高考委员会出的考题却是传统学科方面的，如英语和化学，井按百分制严格打分，规定六十分为及格。
一九○五年，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内（他被巴黎公共教育部长任命为弱智儿童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尔·西蒙合作，设计出一种通用的智力标准。比内提出一个崭新的设想，即人的智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直至达到成熟朗。基于这个设想，比内测试了大批儿童之后，计算出各年龄组儿童的平均测试表现，这样，把任何一个儿童的测试表现同平均表现相比较，便可得知这个儿童的“智力年龄”与他的真实年龄的差别。各年龄组儿童的测验标准，是根据百分之七十五的受测儿童能够通过测验这一原则确定的，这些标准测验被用来衡量“正常”儿童的智力变化情况。一九○八年，“比内—西蒙测验”已从法文译成英文，并传入了美国。一九一二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坦提出，把受测者的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就可得出合用的“智力商数”。史但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等人对“比内—西蒙测验”加以修改，搞出了美国标准“智力测验”。测量“智商”成了智力通用手段。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迫切需要对入伍新兵进行甄别，于是产生了新的测验方法。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搞出了两种适用于人数众多的军人的测验方法，一方面剔除智力程度不够入伍资格的人，一方面可以找出那些比一般人聪明的“军官材料”。陆军A 级测验是为懂英语的人设置的，陆军B 级测验（测验者用手势把测验要求告诉受测者）则用来测试文盲和不懂英语的外国人。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底，共有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人接受了测验。虽然一九二一年以前没有正式公布过测验结果，但一九一九年泄露出来的消息引起了严重不安：百分之四十六点三的应征白人和百分之八十九的应征黑人只达到十二岁的“智力年龄”或十二岁以下。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智力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成年人属于“弱智”。难道美国人中有一半都“弱智”吗？
在此之前不久，一些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提醒美国公众注意“弱智者的威胁”。其中以亨利·戈达德反对这种威胁的呼声最高，事实上，他就是设计陆军智力测验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把“比内—西蒙测验”译成英语的也是他。一九一一年，戈达德对两千名正常儿童（新泽西州某镇的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了测验，根据测验结果，他对“比内一西蒙测验”做了修改，使其适合美国应用。戈达德把智力测验视为通往完美社会的途径，认为这种测验打开了优生学和社会改革的新天地。他说，对智力测验的抨击“只能使人一笑置之，就象医生对一个激烈指责体温表毫无用处的人一笑置之一样”。戈达德是心理学家，在新泽西州维兰德青少年犯罪教养所工作，他对五十六名“性格乖僻的女孩”进行了测验，这些被假释的女孩子年龄在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他发现，除了四名外，这些女孩子都是“弱智者”。此后，戈达德又在纽瓦克某个青少年犯罪拘留所随意挑出一百人进行测验，发现其中六十六人为“弱智”。于是，他匆匆作出了结论：弱智是犯罪的主要原因。戈达德为传播自己的观点，写了一部耸人听闻的《卡利卡克家族》（一九一二年），书中描述了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军人和一个“弱智”的旅店女招待的偶然结合，如何产生了深远的恶果。戈达德从这两个人的私生子（人称“讨厌鬼”）写起，历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些道德败坏者、妓女、癫痫患者、酒鬼以及各式各样的罪犯。作者向惊呆了的广大读者宣称，他只是对一个家族病史的统计资料加以“科学的”概述而已。他解释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弱智”与犯罪之间的遗传性关系，而他的这部著作只不过首次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正确的科学依据。一八七七年，一位犯罪学业余爱好者理查德·达格代尔也写过一部关于遗传性犯罪的可怕著作，书名是《朱克斯家族——有关犯罪、贫困、疾病及遗传的研究》。达格代尔在书中宣称，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使国家花费了至少一百三十万零八千美元。一九一一年，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达格代尔的手稿，从而得知“朱克斯”的真名实姓。一位研究者用了四年时间，搞清了“朱克斯”家族成员们往昔和如今的经历，《一九一五年的朱克斯家族》一书得出结论：“过去和现在”的朱克斯家族成员有一半是弱智者，此外，这个家族的犯罪倾向依然存在，而所有犯罪的朱克斯家人都是弱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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