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鲍是用文字来鼓吹南方必须多样化的观点的，而威廉·格雷格则用美元来鼓吹。格雷格也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人。一八四四年，格雷格提前退休后访问了北方的一些纺织厂，第二年他回南方后出版了《本国工业漫笔》丛书，主张南方自己设厂加工农产品。他自己在南卡罗来纳的格兰尼特维尔开有一家工厂，这家工厂一直蒸蒸日上，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但是他主张南方经济多样化的合理观点也变成了维护南方沙文主义的武器：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描述奴隶劳动的特殊优越性，甚至认为对棉花工业也大有好处。他指出南方与工业化的北方相比有许多弱点，在南北分裂前不久，他站在南方的立场上在《德鲍评论》中着文主张建立南方自己的制造业以保卫自己。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坚韧不拔地维持棉织厂的生产，为邦联军战士提供制服。
但是主张南方经济多样化的人并不多，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的呼声被淹没在南方的棉花田里，南方人口稳定；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入境（这反而使南方更象欧洲），加强了南方自成一体的想法。除南方外，全国很少地方的头面人物如此重视祖先和家谱。只有在南方的人们才如此关心世袭的门第和种族的”纯洁’。
一八六○年，全国人口三千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以上居住在南方，但是，在四百万国外出生的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居住在梅森一狄克逊线以北。新近移民到美国南方的少数白人则集中在边缘各州——马里兰、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的城市里；在得克萨斯有一些德国移民。外国逃亡的农奴不愿到南方来与奴隶竞争，有些移民内心憎恶奴隶制。除了从法国勒哈弗尔出发的人之外，从其它地方到北方的港口要容易得多，所以自愿到南方落户的人很少，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南方，价廉的良田、自由就业的机会以及飞黄腾达的机会都不如发展中的北方和西部地区多。
南方不能吸引大量的白人移民，对此感到遗憾的南方人并不多，实际上，他们往往悲叹居然还有少数白人来南方定居，他们何必欢迎那些乘船而来的倔强的爱尔兰人、有主见的德国人和难以同化的犹太人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一位报纸编辑曾警告说，可能来南方定居的白种工人“是灾星而不是福星；他们往往是一群毫无用处的无赖——是我们特殊制度的敌人。”里士满的《观察家报》抱怨说，“这些移民同我们的祖先不一样，他们不是为了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他们只不过象牲畜一样来寻找肥美的绿草……他们将成群地定居下来，长期贯彻和宣传纯粹的（倒不如说是不纯的）实利主义。”格雷格提出发展南方制造业的设想时，曾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奴隶和已在南方的无业白人将是最好的劳工。许多南方代言人把南方的政治弊端（以及南方影响的削弱）归咎于欧洲移民的流入之类不受欢迎的变化。
二十三 “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
南方商业界和文化界的领袖同新英格兰善于应变的商人和制造商以及新兴城市的实业家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其它机构体制与北方相比，差别也日益明显。建设事业推动者们总是想出种种理由，编造各种故事，千方百计吸引人们前来定居。在遥远的西部，新兴城市必需吸引远近各地的人们去定居，才能兴旺发达起来。人们被那里成功的机会深深吸引，为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难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新来者一旦到达芝加哥、辛辛那提、奥马哈或丹佛，很快就与当地社会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使那里的社会更加强大、稳定，快速为人们提供住房的新办法——诸如，建造轻便木结构房屋、建造“公众宫殿”，都促使新老居民无拘无束地相互交流。还有其它一些措施，如缩短选举资格中对居住期限的要求，都有助于消除新老居民之间的隔阂和差别。奥格登，德雷克和拉里默等数以千计的西部社会的创业者们为了使新来者尽快适应环境、建立家园和下决心在那里创家立业，确是费尽了心计。
但是在南方各州，它的所谓“特殊制度”——奴隶制却造成了对待新来移民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西部的建设事业推动者们为了吸引、同化新的移民而绞尽脑汁，另一方面，在南北战争前的半个世纪里，南方人却越来越关心如何排挤和孤立新来的移民。
攻击北方吸引移民的南方人，自己不知怎的却故意不把黑人看作是“移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人日益强烈地争辩说，南方存在黑奴，实际上还说明南方的巩固、自成一体和稳定。从二十世纪的观点来看，这种思想方法似乎有些怪诞，因为尽管绝大多数的黑人（除极个别的以外）也都是被迫到美国来的，但他们具有移民的其它更为明显的特征：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地方，其文化教养与当地极其不同。但是到一八二○年左右，官方开始正式登记移民数字时，白种移民都按其原籍分别登记，而来自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黑人却不予登记，因为贩卖外国奴隶是非法的。一八五○年之后，在联邦人口普查中开始把白种人分成“本地人”和“外国出生”两大类，而对黑人则不考虑其原籍全部归成一类，在统计时，黑人只有奴隶和自由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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