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到邛崃市的游客大多是来感悟爱情，做一次关于爱情的朝圣之旅。那每个人灵魂深处都存在的梦境，那至真至纯的理想爱情，弥漫在这个小城的每一棵树上每一朵花上，而最突出的无疑是文君井了。它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两千年的雪雨风霜，临邛城早已是变化成另外的样子，只有文君井，还是静静地伫立在小城的一角，等待着每一位为爱而来的人，为爱奔波的人，为爱疯狂的人。“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这对才子佳人当年于市井中开酒肆卖酒的场景似乎已融入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的血液里，并流传至今。那文君井的井水，酿出的不单单是美酒，不单单是风流，那道不尽的是我们亘古不变的爱情信仰——不离不弃、患难与共，那说不完的是我们完美主义的爱情理想——逍遥同心、红袖添香。
司马迁与《史记》
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城区以南十公里的芝川镇，拔地四十余米高，面对滚滚黄河，背负苍苍梁山，云蒸霞蔚之势，远远望去，天地无语，英风浩荡。踏进“汉太史司马祠”的古朴牌坊，即一脚踏进了两千年前的大汉朝古道。这条古道全是巨石铺成，虽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剥蚀，但车辙依然深沉地嵌在这古道的中间，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世道的变迁，诉说着司马迁的伟大功勋和悲惨遭遇。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一个极其出众的人物，他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绝对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丰功伟绩，他空前绝后的才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绝世屈辱，既让人仰慕、信服和赞叹，又让人扼腕悲悯。
冷冷的弯月惨淡地挂在苍穹，远处谁家的狗在不时低沉地嗥叫，司马迁若有所思地蹲坐在囚室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如豆一般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的额头，他要作出一个选择，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眉头紧锁的他最后作出了决定，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那也是他的理想与志愿：他答应过父亲，要写一部书，一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书，它上自黄帝，下至当代，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梦想、苦难、悲怆与人生精神。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而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于是，在汉王朝恢弘的文化大背景里，《史记》就横空出世了。
忍辱负重太史公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飞一样传到长安，汉武帝愤怒到了极点，满朝的文武官员一改往日称赞李陵英勇的常态，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于是说：“李陵只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劳。在救兵无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冲锋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陷于败军之中，而他对匈奴所造成的杀伤力，也足以显赫于世了。他现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边，一定是想寻找最佳的机会来报答汉室，来取得更非凡的功业。”
他说的是真话。他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所以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说真话，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为这次说真话，他将武帝触怒了，司马迁被施以腐刑。同样，在历史的轨迹里，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欧洲，布鲁诺因为说真话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志新因为说真话被割断喉管而后枪决。
历史专家指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普遍存在，而且也是长久存在的。他们说，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此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是没有关系的，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手中的条文编撰一件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他没有违背的权利。即使是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也是不能自保的。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大功臣，大权在握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刀枪武器预谋叛乱，周亚夫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解释说那些只是为死人预备的用具，审判官何尝不知道那些葬器的作用，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事情的结果也就是周亚夫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迁在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后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天汉二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这场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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