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月下红袖香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曾两次访问中国。希拉里这大半辈子学法律、当律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争取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上了。这两次访华，第一次来北京讨论世界妇女问题，第二次她特别注意中国妇女的人权状况。当她听说武则天统治中国达45年之久，便连声赞叹：“没想到中国妇女的地位有这么高！”
的确如此，武则天的执政把唐朝妇女沉睡的女性意识唤醒了，就像是一针兴奋剂，加速了唐朝妇女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在参政议政方面，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唐朝妇女学习诗文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一百多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四岁能诵《论语》、《毛诗》，八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拥有超人的政治才能。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女道士鱼玄机自幼读书习诗，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可以说唐代妇女是中国妇女中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卑贱，她们所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较后代来说是比较少的，有较多的自由，因此也就形成了唐代妇女开朗、奔放、勇敢、活泼的精神面貌，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思想观念。
唐朝前期的妇女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多种多样的风格一点不亚于法国巴黎时装周。由于受到胡人的影响，当时很盛行穿胡服、戴胡帽；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紫、黄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雍容大气尽显其中。
在唐墓考古发掘品中人们发现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而且身着男装的仕女所占的比例相当之多。看来唐朝妇女的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变得尚武和开放。比起北齐、北周和隋朝，虽然都有胡族血统，都有尚武精神和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这也足见唐朝女性在意识上的开放。
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喝。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这种崇尚醉韵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胭脂，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马克思曾说过，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显而易见，武则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第四章 缔造中国第二帝国时期的顶峰
一首《忆昔》让人领略了“开元全盛日”，也看到了一位盛世君主的波澜人生。
“一个人的才干是个圆。圆有规则、不规则，完整、残缺之分。人与人的比较是圆与圆的比较。人的某种才干犹如半径，当绝大部分的半径都超过他人时，就是全才，就是接近完整的圆。玄宗就是这样一个奇罕的圆。”赵剑敏先生如是说。
玄宗是个地地道道的君主，恢弘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势不可挡的吸引力，铸就了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他又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舞文弄墨，吟诗唱和，放荡不羁，成就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他兼具政治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既有敏锐果敢的政治行为，又有感情用事的自由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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