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经济的不稳定让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和疑问。唐王朝是否是个短命王朝？他还能继续坚持多久？
李渊没有让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继而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费正清说：“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并逐步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唐高祖拥有一个最信得过的领导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经验丰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
唐高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费正清）
高祖在总结隋朝用人得失时候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城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因此，高祖开科取士。其中孙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状元，很受李渊的重视。孙伏伽曾于武德初年上书，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这三项建议非常中肯。李渊看后大喜，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作为奖励。不久，孙伏伽又在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建议李渊取消追究王、窦余党的命令，又为平定边防、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又请设“谏官”一职，李渊都虚心采纳了。可见李渊在纳谏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旧唐书》中称赞唐高祖善于决策并知人善任，重用了大量有才之士，但也指出了李渊的一些过失。书中说他“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这句话论述的是唐高祖斩杀刘文静这件事。刘文静是李渊起兵时候的功臣，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他居功自傲，自恃才能远过于裴寂。而裴寂却位在其上，在他看来这只是因为裴寂是李渊故旧。每论政事，刘文静对裴寂多有驳难，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散骑常侍刘文起饮酒时，酒后乱言，拔刀击柱说：“当斩寂！”结果被别人告知李渊。李渊派人审讯，刘文静答道：“昔在大将军府时，我和裴寂是一样的官职。现在裴寂已是仆射了，居甲第，而臣却官位低于他，家境也一般，怎能没有怨言呢？”李渊说：“文静此言，明摆着是要造反。”李世民也曾试图营救刘文静却没有成功。裴寂趁机说道：“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李渊遂杀刘文静。临刑的时候，刘文静拍着胸脯慨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这可能是李渊在用人上最大的过失。
李渊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另一方面是怕刘文静泄露他当年屈节于突厥的事情。这些虽然是后人的分析，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待功臣如此，确实是他用人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这可能是君王维护其权威的必要手段吧。
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经济作为支撑也会变得软弱无力。面对唐朝建国初期的财政困境，李渊首先依靠唐军掳掠的战利品和从隋王朝的金库及仓廒中所猎取的财物解了燃眉之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唐高祖恢复了由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这是在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制度，后来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
李渊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制度呢？其用意是要根据成年男性纳税人的年龄和社会身份保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限制个人手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他们自由处理土地财产的权利。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种直接税制，即租一庸一调制，在这里规定了每一个登记在籍的纳税人都得支付一定数量的谷物、布匹，并定期服劳役。
唐朝最初使用隋朝的五铢钱，后来唐高祖对唐代的货币制度也实行了改革。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第一次试图给中国北方提供一个可行的货币制度，但事实证明，它是很不够的；隋朝后期随着公共秩序的瓦解，伪造货币之风十分猖獗。其结果是，人民使用各种商品以取代钱币。公元621年，皇帝开始铸造其大小、轻重和成色都划一的新铸币。新币取名为开元通宝，终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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