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们大都懂得什么叫举一反三吧，所以举了一个王陵基还不够，便又举了官大罪大的康泽。因为康泽虽然只是官拜中将，但他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他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的别动队员被红军抓去几个，他就把抓到的几个红军胸膛剖开，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康泽便结结巴巴地解释，那是他的部下事后才向他报告，不是事先由他指示那样办的。其实这都是些多余的废话，再说多些也没关系，为了说明“真正”解决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谓糊涂思想，又把孙楚、孙渡举了出来，这两人虽同姓但并不同宗，是一北一南，孙楚是阎锡山的副将，自然够得上官大罪也大了。孙渡不仅当过兵团司令和热河省主席，而且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滇军围追从江西脱围的红军时，他就担任过围追总指挥，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经过这样一再举例，这个严重的错误思想问题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来就此可以鸣金收兵，学习组长们还要问上一句：还有别的什么思想？这一问不打紧，新的，也许是和第一个思想就同时产生了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思想又冒了出来。
“这次特赦，是为了对台湾工作，特别是对陈诚工作。”具体的人是指特赦了陈诚的旧部18军军长杨伯涛，和洛阳警备司令兼青年军206师师长邱行湘，这两人都是少将，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过都是陈诚的老部下。
既是错误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决，可能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中国人有句老话，这时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之后，这个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因为如果说第一批特赦是为了对台湾的陈诚做工作，那为什么又不把黄维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黄维真可以说称得上是陈诚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陈诚当了国防部长，黄维便任后勤副总司令，而且在最后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交给黄维，这种关系比起杨伯涛、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何况陈诚手下的中将军长还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陈诚的关系都比杨、邱两人要深得多，如为了对陈诚工作，为什么不先特赦这些人？
以上两个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实际上只是做到了不再公开提出来，私下讨论却是很久都没有停止过，而每一个小组，对同组的个别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认为不够条件，不应该得到特赦，只差一句不好意思说：“我比他要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
改恶从善 不甘后人
由于提问题要自己来解决，有些人便采取一种变相抵制办法，有问题也不公开提出来，闷在心里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决，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不影响吃饭、睡觉、拉屎。
我一向有点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过许多困难，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恶从善是一把尺子的话，我满有把握一量就足够了，因为我过去是随便抓人、打人、囚禁人，发展到云南解放前夕，便以情况紧急而随意杀人，过去杀人要报请核准才能杀，而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便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iO年中，我这些完全改掉了，连打人骂人都没有过，难道不能说我“确实改恶从善”了吗？为什么会没有我？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论时间，我还没有满10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云南旨政府丰席办公审，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陆军监狱囚禁，严格说，时间还差半个月；我的第二个想法，我过去树敌太多，如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等高层领导人，周、宋是我长期派人监视他们，廖在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他也没有对他有半句客气话，特别是戴笠派我把他进出去交给邵力子的时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车动作慢，还舍不得他贴在墙上的一些画，我大声责骂过他。至于在报上经常露面的一些其他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对他们都找过麻烦，还有些像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刘芦隐，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解放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人民政府典礼局长（以后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被军统逮捕囚禁在南京监狱时，我去监狱视察，知道他过去当过牧师，我当面讽刺他这个基督徒跟无神论的共产党走，死了之后上帝不会让进天堂，使他听了非常气愤。还有一个大和尚巨赞法师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抗战时他从杭州灵隐寺逃出经过常德，我在常德担任稽查处长，有人说他骂国民党不抗日，使他无庙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过他两耳光，还蹋他一脚……这许许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来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报复就算不错了，特赦肯定轮不到我，所以我比较能处之泰然，说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这么多的仇人今天都在当权，过去我交代罪行时这些也都交代过了。冈为我被扣押以后，认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烦，不如用竹筒倒砭子办法，过去干过的全部一一交代出来，反正该有一百个死罪时也只能杀我一次，不过这些思想我不说出来，这点小聪明我还是有的，说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给自己添不少麻烦，又何苦来！
官小罪大 思想复杂
我的那位亲爱的学习组长发现我这个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这场大风大浪中居然没有争取发言，也没有发牢骚讲怪话，不知他是出于关心我想帮助我解决什么糊涂思想，还是漏掉了我这条官小罪大、思想复杂的怪鱼不好向上面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后，坐在我身边轻声细语地问我为什么这次学习很少发言。我听后微微一关：“我早知道这次肯定没有我。”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开口，便把我床上垫的东西掀开，指着我床头上用墨笔编写的一个号码5-13。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秃的脑门：“这能说明什么？”我看他的表情的确是不懂，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在部队里近20年，对外少接触，他自己也常说他是见不多、识不广的大老粗，实际上他并不粗，否则怎么能当上学习组长呢。我也许有点爱卖弄自己，便把5和13联在一起被视为大不利的圣经故事说给他听，他真没有听过，便反驳我一通，说每年都有星期五和13日的时候，飞机、汽车、轮船照样在走，没有出什么事，还说如果犹大出卖耶稣那天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那天大家就会不敢休息了，还认为犹大出卖耶稣时是13个人，他带兵当排长时因营长、连长吃缺，他那一排三十班，每班常不足额，总是十三四个一班，他却常打胜仗。我自然不服气，便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飞机上刚好坐了13个人所以被摔死了。他更认为这完全是偶合。我又举出1946年4月8日，共产党领导人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坐的飞机也是13个人，结果撞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全机殉难，这样一连发生两起13人乘机摔死的事，总不会又是偶合吧！他一听便站了起来，大有不屑一驳的气概，并用加重了的语气，干脆利落吐出了两个字的结论：“迷信。”坐在我对面床上还在揉眼睛的一位同学马上接一句：“犯人不能语怪力乱神，你这天生挨批的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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