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养家畜 自食其肉
刘嘉树这一变相发牢骚讲怪话的方法，在战犯改造所中是应当得到金质发明奖的。许多人埋在心底里的牢骚和不满情绪，如果用这种办法来解除一下心头烦闷，又有什么不可呢？这样很快就形成一种自己封官的新的现象。当时由于国内粮食收成不好，加上与苏联闹翻了，苏联逼债，自己还不够吃的东西都送到苏联人肚皮里去了，所以实行粮食定量分配。战犯们当时在报上还看不到外面的紧张情况，只是感到吃的东西不能放开肚子，肉也越来越少。改造所为了补贴战犯们的伙食，便开始让战犯们用自食其力的办法养羊、兔、鸡一类小家畜家禽，这样可以自食其肉。
首先响应刘嘉树这一号召的是原江阴塞司令孔庆桂。这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老炮兵，在国民党部队中由炮兵排、连、营、团长直当到炮兵旅长，最高当过一任江阴炮台的要塞司令，便再没有爬上去的机会而下台了。他一向以体弱多病不肯参加较重较繁的体力劳动，到秦城后，他一看也不是一下可以解决，为了表示要争取，也报名参加畜牧组。当管理员把十多只羊让他喂养时，几天内便开始发现羊掉膘、生病，不到十天竟接连死去两头羔羊，据说是天气突然变冷，他压根儿就没有养羊的劳动英雄们那种对羊羔的感情，会把自己的大衣给羊羔当棉被，所以羊羔受冻拉稀而死去。他刚刚养了十天羊便被撤换下来，他一气之下便对刘嘉树说：你当上了九门提督，我也做过一任十日羊倌。我一听这倒是一副很巧的对联，便把它在日记中记了下来。既然“九门提督”没有挨批斗，“十日羊倌”就更不足道了。
我一向爱开玩笑说俏皮话，当我看到旧桂系中曾任过桂系铁路司令官的莫德宏在负责养兔子的时候，便问他：“养过羊的当上了‘羊官’，你养兔该封个什么官？”我的话刚出口，正在一旁逗小兔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一向说话尖刻，比我更会说俏皮话，便接口说：”管兔崽子的自然应当是兔儿爷了。”莫德宏一向老成持重不爱开玩笑，听到汤尧说他是“兔儿爷”，便把头一甩，一句话不说便走开了。我也感到汤尧的话太不合适，便埋怨他。他说，我还没有叫他兔崽子而尊称他为兔儿爷已够抬举他了，他还不乐意，真太不知足了。
在担任养殖工作的战犯中，只有一位被人称为“鸡长官”的杜建时，我认为是当之无愧。这位在中国陆军大学和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的原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兼天津直辖市长素以博学多才见称，蒋老先生曾要纬国先生拜他为师，他于胜利后去天津时，纬国曾偕同夫人去他家做客。他自动争取养鸡，结果500只鸡几天死掉300多。他没有灰心，便想办法，看养鸡的资料，终于给他摸索出一套养鸡的方法，以后不但没有发生死鸡的现象，而且当年的小鸡便能产蛋，这对改善战犯的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他能指挥几百只鸡，这就非同小可了。据说他是看了巴甫洛夫的什么“条件反射论”一类的心理学的参考书，每次给鸡喂食时，他便把一个小学生上课用的破铃修好，一边喂食一边摇铃，这些鸡听惯了摇铃便是开饭，他就利用这铃声来召唤在高墙院内觅食的鸡马上闻声而来，后来竟发展到他在前面边走边摇铃，一大群鸡便紧紧跟在他后面。许多人便笑他这位美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军，现虽没有部队可指挥，但能调动几百只鸡来前呼后拥也够威风的了。
有天范汉杰也跑去看他摇铃召唤鸡群进餐，很感兴趣，也拿起铃铛乱摇一顿，鸡却不走同他身边，因为他手里没有撒鸡食。他很生气，便想在杜建时身上来表达他的不满，他偏着头说：“鸡长官，你将来打算养鸡过活吗？”杜建时对京戏素有研究，看到范汉杰那副调皮样子，也把头绕一个圈之后，慢慢地说：“山人将来下山之后，便养鸡罢了。”范汉杰便笑着悦：“后面四个字你可得说清楚，少一个字也不行，特别是不能截头去尾，否则太不文明了。”杜建时还没有意识出来，范汉杰便溜开了。旁边有人指出范在骂你，因为“养鸡罢了”把头尾去掉，剩了中间两个宇便是很难听的了。
人民难谅解 怕出去受辱
二批喜有我 从此作新人
缝纫机的“多面手”
杜聿明被特赦后，战犯改造所缝纫组的工作就落到我和王泽浚、董益三身上。过去杜聿明担任缝纫组长时真可以称得上是“多面手”，不论粗活细活他都能干，连大衣都能剪裁，特别是修理缝纫机非常内行，我曾专门向他学习修机器。他走后，我就把修理缝纫机的活包下来。虽然只有几部老掉大牙、年龄和我们都差不多，甚至还可能是我的老夫哥的机器，但修修整整还可以对付对付，机器毕竟是机器，比甩手一针一针去缝总要快得多。
有天上午，我和王泽浚正在检查缝纫机，一位管理员走进来问我们会不会修理缝纫机？我说一般小毛病我们还能修，如果缺零件就没有办法配制。他说有位住在附近的干部，家里有一部和我们一样的旧缝纫机，前几天因老是断线、跳针，他们拆开检查，怎么也没法装好，想要我们去帮他们检修一下。我们一听都不约而同地满口答应了。因为能出去走走总是最令人高兴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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