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戴笠发现有一个总值日官是CP的叛徒，那天正值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那位总值日忙于指挥内勤特务进防空洞，和指挥警卫连与勤杂兵搬运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在责备我，为什么把发号施令与调动卫兵的权都交给这些叛徒？我告诉他，这是局本部的规矩，处级干部当总值日时，就有这种权力。他在第二天便宣布，各处处长与各室主任不再当总值日，由我兼任总值日。我开始想不通，总务处长已够忙的了，还天天当总值日，岂不是忙上加忙？戴笠便找我到他家里去，边吃饭边谈，军统局这份家业是他事业的基础本钱，如果让叛徒利用当总值日时的权力，搞一次暴动，便一切都完了。
他与蒋老先生一样，总认为叛徒能叛CP，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诫我，要十分警惕，并强迫我一定要长期兼任总值日，不准换人。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饭时到饭厅去喊“立正！”“坐下！”“开动！”等口令。逢到开“四一大会”蒋老先生来时，除喊“立正”外，还得向他报告人数，每星期做纪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顿队伍，所以我虽不是什么军校毕业的，几年中慢慢也就练习熟了。
郑庭笈也告诉我，这一百多将军中，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以及留学日本、美、德、法等国家学军事的，为什么找不出个人来教操，主要是这些将军们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抛在一边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过去管理所一再征求，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他问我可不可以担任？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奉命教广播操
没有想到郑庭笈当时就向管理所的领导人去反映，说我能教广播操，当然立刻得到了同意，并要他马上把我找去。几位干部都说，早就该做广播操了，就是没有人愿意教，你能教的话，明天就开始。我很谦虚地说教不好，不敢教。他们认为只要慢慢来，一定会做得好。但却再三叮嘱我，对这些人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严，开始只要他们比划比划，动作不准确要慢慢纠正，不要疾言厉色，要把他们的兴趣提高起来，一定要耐心等等。叮咛一番之后，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领导亲自集合全体战犯到场内，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动的最大的那块空地上，郑重宣布：政府为了关心大家身体健康，能更好地学习，从当天起，由我辅助大家先学会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出操时，除有病的可以不参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娱活动，可以在晚上进行。
宣布完了以后，由我先做示范动作，我从小学国术，身段柔软，做踢腿运动时，脚可以踢过头顶；做弯腰运动时，不但头可以碰到膝盖，而且可以把两手的肘部碰到地上。我做完后，他们一看很有趣，我又编出一套鼓励他们的话，说我没有做广播体操以前，饭也吃得少，觉也睡不好，特别讨厌的是经常有腰酸腿痛等许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饭能每餐吃七八两，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我是针对他们的心理胡诌一顿，其实我一向体健如牛，做操与没有做操基本一样。因为我没有做广播操之前，在监狱的几年当中，一直坚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这个活标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笨像毕露笑话百出
从开始教广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将军们所闹出的笑话，和大半数人的那种笨像，便禁不住笑起来。说来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些可笑的事连想也想不出来。因为我教操是面对着这一百多位将军们，要教会他们实在不容易，有时弄得我满身大汗，说得舌敝唇焦，才能教会一节动作。我有时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过去，要集合这么多将军在一起来让我教操，恐怕是绝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个最爱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有好几次我实在忍不住笑，只好转过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装咳嗽，才避免了当着他们的面来发笑。我记得有几次在集合之后，我要他们取好间隔、距离，免得彼此妨碍，这一点他们都会做，虽然是慢吞吞地，但都懂得。而在做踢腿运动时，竟多次发生这种可笑的事。本来做各种动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后仍应站在原地。有几位大腹便便的将军，不但只能踢到一两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学正步走一样，不是把踢出去的脚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脚朝前面迈进一步，等到再踢另一只脚时，往往踢到前面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会回过头去质问，这样就得停下来，先去劝架，让踢人的退回去。有时刚调解完，再继续做的时候，他还是向前迈一步，被踢过的怕再被踢，立刻回过头去吵起来。我记不起，总不下十多次为踢腿而发生争吵。虽然我总是在开始前先做示范，并一再提醒不能朝前迈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几位不知是故意还是笨，老是记不住。
有一件更使人发笑而且我还因此受到管理人员批评的事。一次做弯腰运动，我看有些人的动作实在太滑稽了，弯腰动作，起码得把腰向前弯一点点，有些人却只把背向前略微弯曲一下，两只手伸下去还不到膝盖，实在不合要求，我便大声叫：“这是弯腰运动，要把腰部弯下去！”有几个还是无动于衷，我有点气了，便喊：“把腰弯一点！再弯一点！”结果最后一个人一个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个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我急得满身大汗，赶忙叫旁边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来，我自己也跑过去看，幸好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只是两手着地把手掌擦伤，最严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这一严重的“操伤事故”，立刻引来了几位管理人员，把倒下的一行八九个人都带到医务室去检查。幸好没有人折断骨头，都只是轻伤，我只挨了几句批评：“早就告诉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严，随便动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跌伤，要是皮破血流，损筋断骨，不用说你，我们都担不起责任！”从那次教训以后，我便闭着眼喊上一顿，随他们怎样做，都不再去纠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从德胜门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农场去体验农业劳动时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结束了这一教广播操的任务。因为去农场劳动，体力劳动较多，不像在功德林时坐着学习的时间长，就不用再做广播操。我也如释重负。多年以后，许多同学们见到我还夸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有两套”。不了解的人便问我：“有两套什么本领？”我总是笑着说：“有两套广播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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