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意外发现立即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因为平日我们的东西，甚至日记本等都没有人检查，这回却不能不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布包、纸盒来一次检查，结果竟发现了出人意外的大量公物，有些是洗衣组洗晒的床单、被套，较新的衬衣裤等，清出了一大堆。管理所的负责人决定把这许多东西陈列出来，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让大家看后，结合正在开他的批评会扩大一下，由别的组也派人参加对他进行帮助，我便是派到他那个组去参加他的批判会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有人指出他拿公物是什么“贼骨头”等一类名词时，管理员忙出来纠正，说这只能是“小偷小摸”或“私拿公物”。
大家的批评我就不讲了，因为太多太长。我只讲他接受批评后，对私拿公物所作的一些检讨，而且是大家勉强通过了的。
他一开始就承认，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他带的一连兵从来没有满员，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存心吃缺，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多二十，当团长、师长便越吃越多。当了军长，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据他检讨中承认，吃缺弄的钱并不太多，而使他发了大财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允许奸商把禁止运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去的东西都运过去。当时日本最缺乏钢铁一类物品，被列为资敌的原材料，是严禁通往沦陷区的，他因为可以得到很高的贿赂，便允许一些奸商通过他的防地运出去，这种“外快”是为数可观的。抗战胜利后他又发了不少的接收财，因此成为富甲全乡的财主。
由于过去一向贪财，解放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给农民了，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准备将来出去时，能够变卖一点钱。按照他的原话说是：“牛虽丢了，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拣回来，总比空着手好一些。”所以看到什么都手痒。
我过去没有带过兵，听到他讲当连长就吃缺，我不懂怎样吃法。他曾告诉我：每到发饷时，如上面派人来点名，他就向别的连长那里去借几个口齿伶俐的兵来代替，当然得给这些人一点好处，不机灵的是不能用的。如他本名叫张三，让他顶李四，点到李四就得由他答应“有！”否则会露马脚出问题。而连长与连长之间都是“互通有无”，就不用酬谢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像这样“江山已改，本性未移”的人为数还是不少，在下一回中我再举出另一种典型人物。
恶习难除，战犯依然“惹不起”
特赦必须“确已改恶从善”
我自从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战犯改造所见闻”以来，曾接到港澳和海外一些亲友们的来信，除了说好说坏的外，多数是劝我笔下留情，不要太让一些人的亲属感到过分难堪。我为此曾考虑再三，所以这次两位军长在我的笔下没有指名道姓，而只把他们过去带过的部队番号写出来，使知道他们的人或记得这些番号的人一看，就能一读此文即知其人，不认识他们的人，也不会认为我在随意编造。看了之后，也有“此中有人，呼之可出”之感。
以下说的是一位属于非国民党嫡系的“杂牌子”五十一军军长。
我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告诉我，这里有四个“大恶霸”，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种称呼，因为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战犯管理所内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这比较恰当些。
开始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也不完全相信，成了战犯还会有这种使人闻而生畏的“雅号”，什么原因能让他们长期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得到特赦后，于1964年秋天，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应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人的邀请，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去东南和西北几个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我才弄清楚，原来如此！
过去我是这里的阶下囚，这次是这里的座上客，身份不同，自然可随便问东问西了。当我把这件事提出来，管理所的负责人便很直率地告诉我：战犯所在成立之前，上级领导便早估计到，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子把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是不大可能的，必须一步步来，而且主要是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以教育。如果一开始就用强制手段和高压办法来改变这些人那根深蒂固的个性，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反抗不接受；二是伪装起来，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一旦遇有机会又故态复萌。所以管理所的干部们既要对这些人加速改造，又要有耐心，务必要使之能自动自觉甘愿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巩固采用强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当然，他们估计，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再集中来加速改造，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但为数不会太多，不怕他们，因为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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