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北京，怕当靶子的包袱立刻放了下来。这里当过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省主席等一类大人物多的是，我就变成了一般“群众”了！由于自己没有包袱，便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套高明的手法，这就是和下棋的人一样，“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他们眼光放得远些，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正派，不斤斤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老老实实在学习。极少数的人，如那几个“惹不起”和“假积极”，便是像初学下棋、只看到一步的人一样，以为只要有斗争性，敢批评别人，对一些有坏思想言行的人敢于揭发、斗争，就会很快得到信任，而且认为越“左”就越能表现“进步”。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100多名国民党党、政、军、特的头头，既是久闯江湖，更擅长搞两面三刀。但不少人慢慢懂得，过去那种把别人当垫脚石往上爬的办法已不适用，所以和人拍桌子、瞪眼睛、伪装进步，都不屑为，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惹不起”，都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一旦发现这些人犯了真正的“原则性”的错误时，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决不会放过他们。
有次，这位第三号“惹不起”在学习发言中，不知怎么竟得意地称：他在解放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CP胜过十倍！”立即有人叮他一下：“此话当真？”“一点没有错！”“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一次，许多人便一字一句记了下来。接着，一阵质询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朝他射出，主要是质问他，既是那时就有那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最后才化装逃走，遭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被解放军活捉了还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五十一军的军长……这些话问得他答不上来，只好使出他那仅有的一点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论吵架骂人，许多人的确不如他，但讲道理、摆事实，他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当然结论是：“太不老实！”这顶帽子他是死也不肯接受的，可问题并未结束。
经过他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终于又编出一套他恨国民党胜过恨CP的所谓理由。听听也是令人发笑的。
第二天，他哭丧着脸，也可能是事先在手帕中浸上一些生姜汁等，一开口，一抹脸，居然会挤出几滴眼泪来，他突然变得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了。他说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一向要受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最差的地方……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有知道他过去情况的便表示对他同情，还答应替他说出他这一思想的真实来源。在场的人知道这是在准备揭他的老底，都同意由那位“同学”来替他说明他为什么会恨国民党。
那位同学只谈了解放前一段时间的情况。五十一军原来是防守长江一小段，解放军横渡长江成功后，这个军便奉命调到上海去担任防守。他这个军在长江战役江北桥头堡作战时，被歼灭了两个团，败退中又损耗一个多团，残部于5月初到上海不过6000余人，所属的41师和113师的师长，在撤退中先后因擅自脱离战场指挥部被撤了职，113师师长后由汤恩伯派被歼灭了的第四师师长调任，41师师长则由副师长升充。
这位军长的确是有点感到委屈，为什么他还愿意再去冒风险呢？他原来以为调到上海后可以大大捞上一大把，便出国当寓公。因为他早听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时，曾在上海强制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加上上海资本家不少人手中还有大批美钞、黄金和贵重物品。反正上海迟早肯定会守不住，只要手中还有枪杆子，不愁无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再受气，也得忍气吞声不放弃这一大好时机。
但出乎他意料而使他大感恼火的，是他把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拖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川沙方面，接替37军罗泽闿部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这等于给他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使他气得两眼发黑。去吧，不但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连居民也都迁走了；不去吧，军令如山，怎敢说半个不字。
同学指出他只为个人利害
由于军长垂头丧气，部下就更加不安。除了士兵不断开小差外，连军部参谋处科长一级的校官和译电员、司书一类尉官都陆陆续续不辞而别，且几乎每天都有。
军部在上海交通大学驻扎了几天，便于1949年5月12日一早，全部开往川沙去接防。据那位揭发他的同学说，他出发前还一再回头望着他认为遍地是黄金、美钞的上海市，最后才用力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气愤愤地走了。
该军驻防白龙港等地才四天，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他便召集两个师长到军部商议，决定于16日薄暮后，利用黑夜全军向高桥镇附近撤退，目的是希望能保留一部分兵力，慢慢撤退到上海市区后，还有点力量向不逃走的商店老板们逼出些财物，再逃往香港等地，这下半辈子就不愁没钱花了。这位军长的如意算盘刚刚打定，没料到他所部两个师长更想抢先一步捞上一把，部队一开动，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地先溜走了。部队没人指挥，他才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天黑下来，便高一脚低一脚向上海市区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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