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瑔与她是怎样分手的我就没有兴趣再去过问，只知道他统率的四川部队72军在山东战场被活捉时，他是孤家寡人，没有带随军家属。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地从来没有听说他的家眷去看过他。这回可能是女方把他丢掉了。
绿化基地没人逃跑 偷吃猪肉腹泻八次
1958年10月初，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中，突然发生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波动，几乎在近百名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人员中，个个都是紧张而又兴奋异常。像在平静的水池中投下一块大大的巨石，激起了一圈圈的浪花。这浪花冲向小池边，又被冲回来一样，这样反反复复冲来冲去，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
说来很简单，但又很出人意外，原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宣布：要让接受改造的战犯们去郊外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去的条件：一是身体好，二是自愿。年老身体不好和自己不愿意去的继续留在功德林，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病而暂不能去的，病好之后还可以请求去，也可以不去。总之以自愿为主，不勉强，希望每个人都认真好好考虑一下。
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明明白白规定了：“思想改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也就是说两者不可缺一。现在既宣布了要去一趟农村进行改造，谁也不能说不去，但又考虑到农业劳动是在野外进行，自己从来没有使过农具，是否能顶得下去？有些人在太阳下多晒晒都感到受不了，到农村去就免不了要在风吹日晒中从事流大汗的体力劳动，会不会把身体累垮？不去，那会被看成什么呢？……总之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当然，多数人是希望有这种机会去锻炼一下的。拿我来说吧，认为到农村去劳动，总比围在高墙深院要舒畅一些，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眼睛也可以不再一看就是铁窗和墙壁。所以我一听到这一宣布，思想上就作好了决定，去！
杜聿明也报名要去农场
经过几天的思想波动，许多原来举棋不定的人，听到愿去的人那么多，也都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不再考虑风吹日晒雨淋了。又过了几天，医生逐个进行心脏、血压等检查，仔细询问了每人过去常犯什么病等之后，才正式宣布：愿去的可以报名。
我在报名之后，发现杜聿明也报名要去。我便去问他，他那么一身的病，完全可以不去，为什么还要勉强去，这不是跟自己的身体找麻烦？但他很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他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我被他这诚意感动了，也认为应当把缝纫机也带去，农业劳动最易弄破衣服，便需要缝补，当然我的理发工具也得带去，劳动总还得理发，不能留辫子。
出入意外的，愿意去的那么多，而且许多人是完全可以不去的，但也像杜聿明一样坚决要求去。年近古稀、又有深度近视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还有许多人医生检查后决定不让去的，还经过一番说服工作才同意暂时留下来，等以后再去，所以留的都是实在不宜从事农业劳动的，如大腹便便的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很高，连去晒一条棉被回来都要坐下来休息好久才能说话；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真是骨瘦如柴，连稍大一点的风都可以吹倒；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满身都贴了膏药，多走点路都得要人搀扶；军统老同事，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三尺以外就看不清桌子和椅子；第三军副军长杨光裕两条腿没有了下肢……像这几位实在无法去的才被留了下来，勉强能去的差不多都争着要去了。
10月底，在一阵欢笑声中，三辆大客车把我们从功德林送到京郊秦城公安部干部劳动农场，这里也是分配给公安部的绿化首都的绿化队基地。
一下车，我就感到格外轻松，因为我们是住在干部们劳动的宿舍。这是一排L字形平房，前面一个空地，对面就是大厨房，不但没有围墙，连大门都没有了，窗上也没有铁条，只是把房子后面朝北那面的窗子临时用砖砌满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样冬天可以更暖和一些。
带领我们这60多名将军们去的是一位科长和两位管理员、一名护士长。至于暗中有多少人在“保卫”着我们，就不知道了。
半天劳动半天学习
这位科长在到达后便向我们宣布“约法三章”：大致上规定了我们的活动范围，由于住房四面是田野，所以规定白天不要走出住的地方100米左右；夜晚解小便在住房门外的便桶内，一个人可以起床去解，不必惊动别人；而到房后厕所解大便就得找同房的人陪去，据说是怕这些人在上厕所时万一发生什么“急病”有人“照顾”，我们心里都有数，这是以防万一。
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不能越过小山的分水岭到山那边去。基本上还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农忙时则减少学习而在雨天时补学习。有病应及时报告，自己不说，同房的有责任。
这次是分五个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分组，每队十几人，指定队长、副队长各一人。我编在第二队，队长是整编96军军长陈金城，这是一位老好人。同队的有第3军军长罗历戎，浙西师管区司令周振强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庞镜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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