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热闹这么吸引住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呢？原来王耀武发现的是我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关在笼子里，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在张牙舞爪，围在它身边的中小虎群也都是凶相毕露，似在窥察左右想逃出重围的姿态。画得虽不好，但可以看得出种种神情来，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每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杯弓蛇影战犯争相比老虎
率领我们出去参观的领导人立刻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把这幅画擦掉了，而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却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几乎谁都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得上。
杜聿明在第一组的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的那只大老虎是暗示着在指他，因为他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权昀九省保安司令长官，范汉杰也联系得很巧妙，他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被俘后，解放军的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髯公一样头部照片。全组几乎人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什么大虎小虎，更有趣的是组长邱行湘在最后发言时说：“我用不着联系，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叫我‘邱老虎’。”
由于地上画了几只老虎，一百多战犯都自动或半自动地硬向自己身上来联系，我那个组在座谈时，自然也以此作为重点，各人生拉硬扯一番，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我边听边打瞌睡，所以没有争取发言，大半的人都联系了，我还在睡意朦胧。有位特赦比我迟十来年的“进步分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我一下从半睡中推醒，用坚定的立场和愤怒的几吻指着我：“体这个过去吃人连骨头部不吐的最凶狠的老虎，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你忘记自己是特务头子了吗？”我揉了揉眼，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当兵的！你难道忘记我是民国三年生的吗？”“民……”一个民字刚出口，又马上来一个紧急刹车，他掐指算之后，才用纠正我什么严重错误的口吻质问我：“你1914年生的又怎么样？”“民国三年是甲寅年。”“1914年即使是甲寅年又怎么样！”在这一个记算出生年龄的数字上这是两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左一个“民国三年”，右一个“民困三年”，他却决不肯从他嘴里吐出“民国”两个字，好像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民国。当然，最后我不得不采用摊睥的方式：“民国二年是甲寅年，寅是属老虎。仁慈和万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会有今天要参加这一场学习，所以早点为我安排好，让我在属虎的那年降生，这样就可以省得我再来联系。”我余兴未尽，也像他一样掐指一算：“你过去不是告诉过我，你是民国元年生的……”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急不可待地纠正：“我是1912年生的！”我好像没有听见，继续说我的：“民国元年么，是壬子年，属老鼠，即耗子年生的。”我边说边把右手高高举起，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开约两寸左右：“咿！老鼠就这么长，如果老鼠和比床铺还大的老虎攀亲，要寻宗认祖的话，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几卜代的什么什么了！”
正当他气得脸色由白转青，气呼呼地准备把小时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和我决斗时，我们那位足智多谋的可敬小组长马上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式，制止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战。
只见他双手一伸，左手去挡他的嘴巴，右手来挡我：“好了！好了！不能再这样扯这些与今天学习不相干的小事，耽误了正常的学习，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谈，请别的同学继续发言。”
瞧，没有这两下子能当这些人的学习组长吗，他把这样一场纠纷只用不同意见四个宁便大事化小，轻轻一带而过，如果遇到由我来掌握学习，非让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所以十年来，这一组长宝座总轮不到我这笨头傻脑的人头上，能说改造所的领导没有知人善用之明吗？
触景伤情，黄鹤一去不回头
在武汉参观长江大桥时，和我一样触景伤情的人真不少。因为修大桥时把黄鹤楼拆掉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复，许多人竟情不自禁地都背诵起崔颢的诗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似乎都有点感到缺少了什么。我又有点信口雌黄：“因为不见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回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刚出口，立即有人纠正，“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多么震撼天地的伟大诗句，此时此地，正是高吟这种诗的时候，那些颓废的东西也该收起来了。”此言一出，众皆无言，的确太不会联系实际了。
我一看到汽车在桥上飞驰而来，这倒勾起我一段往事。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当年蒋老先生手下的政学系头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的死对头的爪牙杀死在渡江的时候，那时只能乘小火轮或木筏子渡江。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虽无黄鹤楼，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再也不会因渡江遭飞来横祸。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但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刘芦隐头上，使我为此而背过一阵子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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