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我认为情况会有这种巧合，在我方面军右翼部队顺利推进时，我们会处于有利的态势，从南面向柏林机动和突击。
这些意见我认为说出来为时尚早，但我有一种印象，斯大林虽然也没有事先言及这一点，但认为会有这种方案。
斯大林批准了集团编成和突击方向，用铅笔开始在地图上标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这就更加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在训令草案中，这条分界线经过吕本，往下到柏林稍南面一点。斯大林用铅笔画着这条分界线，画到位于柏林东南60公里处的吕本城就突然停止不画了。他不再往下画了，并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想来可夫元帅也知道这有一定的含义。分界线大约在我们应当于战役第3日前出到的地方突然中断了。往后(显然视情况而定)，就要静看各方面军首长表现主动精神的能力了。(С·М·什捷缅科大将在《粉碎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次战局是怎样计划的》一文(载《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5期)中写道，稍晚些时候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表示：“谁头一个突到柏林，就让他攻占柏林。”)
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分界线停顿在吕本意味着，我方面军右翼的迅猛突破，行动的快速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尔后造成有利于我从南面突击柏林的形势。
分界线到吕本的中断，是不是不公开地号召两个方面军竞争一下呢?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想象一下当时柏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有人——从士兵到将军何等强烈地充满了要亲眼看到柏林并用手中的武器攻占这座城市的愿望，就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是可能的。
当然，这也是我的热望。今天我也敢于承认这一点。若是把自己描写成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是没有激情的人，倒是令人奇怪的。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当时都激情满怀。
其实，战役计划工作到规定了分界线就结束了。大本营的训令被批准了。
顺便说一说，后来在报刊和一些在斯大林还在世时拍摄的故事片中，都犯了一个不符合史实的错误。在这些日子里，只有我和朱司夫被召到大本营，而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晚些时候，即4月6日来到大本营的。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北部滨海方向参加了粉碎柏林集团的战斗，从而对夺取柏林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柏林战役计划涉及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行动的部分是晚几天批准的，当时我和朱可夫已经不在大本营了。
……大本营训令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飞离了莫斯科。会后剩下的一天一夜，都用于完成一系列有关当前进攻，首先是涉及航空兵、坦克、弹药、燃料及其他许多急待解决的事情。此外，我还忙于与31和第28集团军即将调向我们方面军有关的一些问题。不论是调动的规模本身，还是部队转移的遥远距离，都要求注意这些问题。
朱可夫元帅和我，两人都急忙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飞往前线，先后起飞间隔只有两分钟。现在，我们两人面临的任务是，各自在自己的方面军实施大本营训令批准的那一部分的柏林战役。
天气不利于飞行。四月的浓雾低低地笼罩大地，没有任何能见度。
整个航程都是盲目飞行。日没时分，当看来已经没有希望在天黑前到达时，飞行员还是驾驶飞机冲出云雾，降落在布雷斯劳地域方面军指挥所附近。
当你面前摆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艰难任务时，当你着手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时，自然，非常重要的是首先冷静地判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
我回到方面军后也在考虑这一问题。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想必同所有其他人——每个在各自岗位上的人一样。方面军司令部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柏林战役的目的在于，消灭在柏林战略方向上作战的德军集团。苏军面临的任务是，粉碎“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尔后攻占柏林，前出至易北河同盟军会师。
按照我们的看法，完成这些任务就能使德国无法再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战役的最后结果关系到胜利结束欧洲的战争。
在准备实施这次最大的战略性战役时，应当考虑到许多特点，首先是敌人的可能抵抗力。为了对付苏军，希特勒统帅部集中了重兵来防御帝国首都及其接近地，在奥得河地区，施普雷河地区，柏林的所有接近地——东面、东南、南面和北面，都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并配有完整的工事和各种障碍物配系。
而且，柏林四周的地形特点，造成了不少的补充障碍——森林，沼泽，大量的河流，湖泊和沟渠。
也不可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希特勒统帅部和德国法西斯政府在顽固推行分裂反希特勒同盟的政策，而最近则直接寻求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望在这之后将其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来对付我们。
现在历史已告诉我们，希特勒及其同伙要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我们在那个时候，即战争时期，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国会同德国法西斯统帅部进行任何勾结。但是，在当时事实充分，传闻盛行的环境中，我们也无权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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