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使我们担心的主要理由当然不是大火。主要问题在于，应当前进，可在很近的两翼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论是集团军司令员还是我都了解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坦克兵们在第13集团军正面投入了深远突破。而右侧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左侧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击退了两翼德军的连续不断的猛烈反冲击。
我们谈论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情况。不管坦克转向西北，转向柏林与否，我反正赞同它们大胆地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向大战役纵深开进。
自然，坦克兵们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对不起，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投入到这个口子，叫我们脱离联军地一直前进，可走廊两翼还进行着激战。敌人会不会前出至我们后方，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并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但是，方面军首长认为有义务说，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和自己的前进观察所也在这里，在被突破的走廊的正中间，以便控制我突破口受到威胁的左右两翼，这可谓是我自己应尽的职责。我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好比是做了个直观示范动作，我要亲自在突破口中央把两翼往两边挤：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可以大胆、迅猛地向全纵深行动!
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业已谈到的互相信任。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他们两人都信任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而我也信任他们。当我说他们集团军的后方会得到保障时，他俩知道我这不是瞎说，知道我会亲自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做到言行一致。
战后不久，П·С·雷巴尔科在自已的回忆录《从南方的突击》中写道：“当还没有被击溃的德国法西斯师落在我们后面时，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并不为自己的交通线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级首长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这些残存之敌。在整个战役期间，两翼和后方都得到了可靠的掩护。”П·С·雷巴尔科的这些话公正地对自己柏林战役中的战友、诸兵种合成第5、第13、第3集团军司令员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谈话是在4月17日，进攻第二日进行的。而在第二天，即4月18日，坦克兵们也证明，他们的言行也是一致的。
到4月18日日终前，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对岸又前进了30公里，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那天遭到敌人不那么强大的抵抗，推进了46公里。尽管情况十分尖锐，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依然对自已的后方很放心，根据我自已的经验可以说，这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也于18日全部渡至施普雷河对岸。该集团军右接戈尔多夫的部队，左邻扎多夫的部队。敌人耍在施普雷河地区给予我们以有组织的抵抗的尝试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在科特布斯地域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左翼和施普伦贝格地域扎多夫的集团军右翼，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正是敌人在我方还相当狭窄的走廊南北两翼的这一强大的压力，最使我感到不安，迫使我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缓和态势。
我现在再回头谈谈17日发生的事件。
我在渡口一直待到大约晚上6时。我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出发前同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似乎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得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不要同希特勒匪徒进行争夺其支撑点的战斗，决不能去正面攻占这些支撑点，要迂回机动，要爱护技术兵器，要时刻牢记你们必须保存兵力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显然必须攻打柏林。
临走时，我使他们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当时我的情绪也不错。
到达城堡后，我同所有还应当交谈的人都通了电话。从战役一开始就对方面军部队实施着不间断的指挥，各种通信器材都在稳定地工作。这里应当对方面军通信兵主任布雷切夫将军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极为突出。在这些日子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及其作战组通常从设在战斗队形外面的观察所对军队实施指挥，他们都没有遇到过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同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通话，听取了几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再次同坦克兵们进行了通话(他们报告说，现在正从施普雷河顺利地向西推进)，随后，为了呈报发生的全部情况，我通过高频电话给大本营通了话。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方面军进攻的进程、渡河情况，以及诸坦克集团军开始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正向西北方向不断深入等情况。
德军的一个值班炮兵连从远处某个地方继续向城堡射击，他们仍像在此之前整天进行的那样，均匀地盲目地射击着。而我却坐在城堡里跟莫斯科通话，声音非常好。
应当指出，这种高频通信，正如常言所道，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在最复杂的条件下都工作得如此稳定，真应当给予我介1的技术装备和通信兵以应有的赞扬。他们专门保障这种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那些应该使用这种通信的人。
当我已经要结束报告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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