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并且赞赏梁赞诺夫的部队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强渡第聂伯河时的行动。这发生在佩列沃洛基地域，那里是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溃逃渡河的地方。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渡河。渡河地点是合适的，可是情况仍然是困难的。
近卫第7集团军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指挥下，渡至河对岸，用形象的说法，集团军的头部和躯干已经上岸了，可双脚还留在水里。
希特勒分子猛烈反扑，尽力设法把舒米洛夫的部队逐出这个小登陆场。有一天，情况恶化，致使他给我打电话说：“显然，我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我请求同意撤离登陆场。”当时，我亲自乘坐У—2飞机飞往这一地域，到达舒米洛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的确紧挨着水边，正对着登陆场。
在这里的观察所里则有两个航空兵军军长：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歼击航空兵军军长波德戈尔内。
敌空军不断地猛烈轰炸登陆场、舒米洛夫的观察所、渡口和后方。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尽管舒米洛夫是防御行家：一旦揪住了，便别想跑掉(为了避免造成片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舒米洛夫在进攻方面同样也是能手)。但是他请求批准撤离登陆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压迫是强大的。
德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的飞来，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的飞机表现得相当被动，而且数量也太少了。我起初对歼击航空兵军军长说了两句批评的话，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如果说好转了。那也是稍微的一点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大批“福克—乌尔夫”飞机又开始在渡口上空狂轰滥炸，扫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正好在这时，强击机完成对德军坦克的轰炸，飞回自己的机场。梁赞诺夫站在我身旁，我忍不住对他说：
“梁赞诺夫，不能容忍‘福克—乌尔夫’飞机在战场上空横冲直撞。请把强击机调转方向，把它们赶走！”
于是，梁赞诺夫毫不动摇地向自己的强击机飞行员们下达了命令。这次机动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9架强击机全部投入战斗，击落了不知是3架还是4架“福克—乌尔夫”飞机，而其余的都被赶跑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波德戈尔内也整顿好了自己的航空兵军。他的歼击机也比原先有效地掩护了渡口，
我第二次满意地观察到梁赞诺夫的强击机的行动是在杜克拉山口战役期间。当时，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实施突破，而梁赞诺夫的强击机从空中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他的强击机紧贴着山飞．不断在战场上空盘旋，并且承担了这场山地战的大部分困难。
现在，在特罗因布里岑城下，梁赞诺夫又肩负重任，支援叶尔马科夫的军：协助抵抗芬克第12集团军的突破，该集团军力图迎着布塞的第9集团军突破，而第9集团军这时也企图突出合围。
梁赞诺夫军的飞行员是优秀的强击机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才了解到的。梁赞诺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水平、高度组织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指挥员。他在战后去世了，当时还相当年轻，这一损失使我感到特别沉痛……
在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一起，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的指挥下，在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多次击退芬克集团军的冲击的时候，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右翼完成了对合围敌柏林集团的机动。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位于柏林以西，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距离不超过10公里。
这时，在我合围布塞第9集团军的内圈里，戈尔多夫的部队大约还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些方向上希特勒分子在寻找突破的弱点。与戈尔多夫的部队相连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各师也感到了这种压力。
在方面军的中央地段上，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支援坦克兵抗击芬克集团军的冲击，同时以两个军沿易北河向西进攻。日终前，普霍夫的部队推进了10公里，前出至维滕堡东缘。普霍夫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以比平常稍微得意的口气说了一些关于维滕堡城市的优美风景和出色的维腾堡修道院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每天都忙于方面军的事务，以致没有马上想起来维滕堡有哪些名胜。我了解这一点已经有些迟了。当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一边解释自己情绪洋溢的原因一边提醒说，在他的部队突入的维滕堡安葬着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在80公里的正面上，只剩下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一个军了，而扎多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已经投入对格尔利茨集团的行动。
巴拉诺夫的骑兵军前出至易北河，从西北面绕过迈森城，强渡易北河。
我航空兵一夜之间出动了2，000架次，在空中发现敌机210架，其中12架被击落。
在这天的重要事件中，值得指出的是苏军航空兵的大规模转场。我航空兵至今住于尼斯河以东。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它现在开始向西转场。参加转场的主要是歼击机和强击机。轰炸机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它活动半径大，可以从原先的机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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