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此外，这又一次证明，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准备完全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他们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临走时，三位作家答应要写自己与第19集团军军人会面的文章。的确，后来只有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实现了自己的应诺。他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很好通迅。
战争期间，我第二次见到法捷耶夫是1942年冬季，当时我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已经被收复。在随后的进攻战役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了我们方面军。
战后我也见到过法捷耶夫，可是这里我只有意识地回忆他在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斗中的情况。
4月25日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步兵第128军(军长为П·Ф·巴季茨基少将)一整天都在柏林南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坦克兵们摊上了不寻常的任务——强击筑垒城市，攻占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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