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至于谈到我们盟军，那么，恰在这时，邱吉尔给蒙哥马利元帅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目前己众所周知的指示：“认真收集德军武器，并整齐地放在一起，以便在苏军的进攻一旦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同德军士兵合作时，能较顺利地将它们重新分发给德军士兵。”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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